（2021年10月28日）

將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的電影《索多瑪的120天》（1975）與黃東赫導演的《魷魚游戲》相提并論看上去有些奇怪，但我相信，帕索里尼所描繪的社會愿景與黃東赫在《魷魚游戲》中試圖展現的目標很接近。

《索多瑪的120天》改編自薩德侯爵1785年的小說。在電影中，帕索里尼試圖將薩德侯爵的部分思想轉化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思：晚期資本主義的統治與奴隸制社會并無不同，自由和個人價值的承諾不過是個幌子。

《魷魚游戲》

《魷魚游戲》是Netflix迄今為止最受歡迎的劇集。

今年9月發布的第一個月內，它的瀏覽量就達到了1.11億次。這部電視劇的靈感來自深作欣二導演的《大逃殺》（2000），而最為觀眾所熟知的，這類以生存游戲為藍本的電影恐怕就是《饑餓游戲》三部曲了。

《饑餓游戲》

許多評論家都斷言，《魷魚游戲》是對21世紀大多數人熟知的生活模式的一種轉喻。Netflix這家面向大眾的虛擬娛樂綜合體能創造出讓觀眾保留一個月記憶的作品嗎？我們應該將《魷魚游戲》視為一部嚴肅的作品，還是將它看作是基于算法得出的大眾暢銷品？

另外一些人則堅信，《魷魚游戲》是對我們當下反烏托邦現實的記錄——不是想象中的未來，而是資本主義體系下人們真實的生活狀況。這個體系對自己的霸權是如此自信，以至于不厭其煩地將殘酷的面孔藏在面具的背后。

作家弗朗斯西卡·牛頓在《雅各賓》雜志的署名文章中寫道：「劇集中的整個游戲可能是個秘密，但是外部世界的暴行卻并非如此。」就像我們渴望自己對某些富有批判力和洞察力的事物全神貫注一樣，《魷魚游戲》是對我們當代社會和經濟困境一份粗糙的記錄文件。

讓人感到驚奇的是，在第一集《一二三，木頭人》中，來自巴基斯坦的阿里抓住了成奇勛的衣領，得以讓他在命懸一線時逃脫機器人娃娃的捕捉。我們可以說，這種讓角色們在殘酷的環境下相互殘殺，選出優勝者的制度，從根本上說是不人道、無情且病態的。

但是有趣的是，《魷魚游戲》并沒有激起在現實中人們對貶低自身價值的那些「受害者」的憤怒。它是否真的可以幫助我們認清一些事，還是只是一個賺錢的劇集？

話說回來，影視業本就是一個賺錢的行業，《魷魚游戲》的估值為9億美元。就內容而言，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加入了「魷魚游戲」的挑戰，他們興奮地把劇集的畫面做成表情包，或者拍下一些搞笑的模仿視頻上傳到Tik-Tok上，看上去很有意思，不是嗎？

作為一個寓言，《魷魚游戲》的價值如何？主人公是一個蓬頭垢面的社會邊緣人，他無法拯救自己的生命（想想游戲的劇情，這真是一個諷刺的雙關語）。

在第一集中，我們看到他幾年前被工廠解雇了，和年邁生病的母親相依為命。至于劇集里的其他角色，他們大多是煩人、呆板、可疑、粗俗的，純粹是窮人新自由主義想象的化身。

「魷魚游戲」參賽者的命運和獎金緊密相連，因為每當一個人死掉，小豬存錢罐里的獎金就越來越多。這是一個痛苦而深刻的寓言：人的生命已淪為了可量化、代替的價值。正如里爾克所言：只要有生命，同時就有死亡，生與死本質上是一體的。

「魷魚游戲」的參賽者是由001號「選手」（他解釋說自己匿名參加游戲是因為參與比旁觀更有趣）手下的一個神秘團隊精心挑選的。這些富可敵國的精英階層來說，手中的財富讓他們變得麻木不仁。

《魷魚游戲》描繪了一幫無聊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像神一樣，利用自己的金錢為所欲為。那些生活在持續的經濟壓力下，喪失了自己的尊嚴的窮人以及外來勞工，那些被討債者跟蹤和威脅的人，那些只是為了熬到周末而去借錢的人有弱點嗎？這就是社會現實。也許你不能因為某人沒有做過的事而斥責他們，但似乎那些沒有出現在《魷魚游戲》中的事物才是重要的。

《魷魚游戲》是一部建立在人物行動，而非充分的社會調查之上的劇集。黃東赫省略了解釋，將觀眾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別處。比如，在第八集《代表人物》中，可憐的女孩姜曉被尚佑殘忍地割開了喉嚨，像一只無辜的麻雀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在其他部分，參賽者都在彼此殘殺，要么殺害他人的妻子，要么殺死自己最好的朋友。在導演試圖喚起觀眾共鳴的過程中，攝影機仍然采取了一種粗俗的呈現方式。劇集不斷重復記錄下子彈擊中頭部，或者血漿從腦中溢出的升格畫面，然后接上幸存者恐懼、痛苦的表情。這些固定的表達和消費主義的圖像在人的層面上，失去了憐憫心和感染力。

觀眾沉迷于《魷魚游戲》，但不會被觸動。而且觀眾開始期待更多地看到這些畫面，粗俗的暴力變得可以預測，導演沉迷于這種表達。結果真的非常無聊，以至于整部劇都變得很無趣，徒有其表：昂貴而精致的布景、特效以及每集240萬美元的制作成本。

「魷魚游戲」在一個偏遠的小島上舉行，這十分貼合薩德小說中呈現的特色，這些小說常以與世隔絕的城堡、陰郁神秘的森林或者暗無天日的地窖為背景——它們暗示著上帝、法律和道德的缺席，在這些地方，滅絕人性的游戲再也不必考慮社會的規則，再也不必承認生命個體的獨立性。

在撒旦的地獄里，沒有什么能強迫另一個人為了保護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幸福。在這樣的制度下，那些人類善良的品質，例如愛、善心、寬容和正義卻讓一個人變成受害者，在《魷魚游戲》中，他們是那些死去的人。

誠然，薩德筆下的那些自由的性放蕩者和其他任何人一樣，都會因為判斷失誤而受到無情的懲罰。黃東赫說得對：讓情緒支配人們的行為是最愚蠢的錯誤。

這些可憐的角色之所以被招募到「魷魚游戲」中，是因為他們正處于不公正、不安的境地。為了一條出路、一線生機、一個更好的生活機會，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換句話說，他們想用一個機會來調轉一切。「你聽好了，」成奇勛說，「我不是一匹馬，我是一個人?！?/p>

黃東赫并沒有做太多的社會調查。如果他做了，他也許能夠發現存在的殘酷性的理由；在沒有社會調查的情況下，他似乎沒有過多的發言權。韓國經濟不平等的真實原因是什么？債務危機提供了一個直白的解釋——為何有那么多人愿意并留在那個反對社會大多數的地獄里。

人們可能會注意到，冒著被稱為真正的道德恐慌傳播者的風險，《魷魚游戲》的宿命論和犬儒主義是危險的，這部劇集看上去是一部時代文獻，也許它的價值也僅限于播出的這段時間，卻沒有記錄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