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風流一代》之前，我先參加了《好東西》的路演，后者帶給觀眾的天然的正向情緒反饋，讓我意識到我必將會在短時間內對兩部影片做一種沒有意義的橫向對比，我也的確是這樣做的。

《風流一代》與《好東西》同樣都涉及到女性的困境，區別在于一位是男導演，一位是女導演，一部影片聚焦于過去的二十年，一部影片著眼于當下。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下，我們看到了女性的成長，看到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看到了被浪潮困住的人。

事實上，《風流一代》并不是傳統意義上向觀眾“講故事”的電影，于是我在走進電影院之前反復查詢有關賈樟柯的文字，試圖讓我忘卻《好東西》的娛樂屬性，以便對即將到來的“沉悶”鋪設一種相似的感受。

但直到我坐在銀幕前才發現，皆是徒勞。隨著場燈亮起，情緒復雜，我很難找到一種形容詞來描繪自己當下的感受。

電影的宣發文案中有一句話可以大致概括這部影片：“拍攝了22年，上映22天”。賈樟柯利用自己曾在2001年至2022年間拍攝過的影像素材，橫跨22年之久，回溯重構了包括《小武》《任逍遙》《三峽好人》《山河故人》《江湖兒女》等在內的創作脈絡。

《風流一代》是一種實驗，是一種對過往已然離開的溯源與追憶。相較于賈樟柯以前的劇本，這部電影的劇本以影像為起點，從影像中找尋敘事的線索，用反類型化敘事的方式確定結構。

因此《風流一代》最本質的特點并非創造，而是梳理。梳理人物命運的線索，梳理群體思潮的運動，梳理時代洪流的變遷……這種“美國往事式”的結構像是一本人類學的著作，賦予影片濃濃的歷史厚重感，煉就為眾生影像集結的平民史詩。

在看《風流一代》時能夠感受到明顯的流動性，過去的電影大多是讓人物在時空中穿行，人物弧光的轉變成為故事的核心。而在這部電影中，人物的情感保持著固有與恒定，反倒是時空不斷從人的身邊穿行而過：下崗潮、拆遷潮、移民潮、世貿、奧運會、城市新貌、新冠疫情、智能機器人……

于是乎我們發現，影片雖在文本意義上擁有兩位主要人物，但在歷史意義上他們不過是一抹塵埃。

《風流一代》將鏡頭聚焦于群體的畫像，看似隨意性的捕捉，實則是最真實的中國。影片伊始，一群唱著歌的女人和臺階上坐著的二三十個男人，那是典型的北方群像，木訥、豐富且充滿欲望，是中國社會原生的、萌發的模樣，他們面容上雕刻著的正是那穿行而過的二十年，是荒誕、轉瞬即逝、美好風流的二十年。

觀眾在沉浸的過程中并非全程跟隨著角色進行視點的轉移，而是雜糅進大敘事的框架之中，影片看似非常有秩序的講述著一個女人找尋的故事，但實際上卻是無序的囈語。

在急速飛馳發展的城市里，人人都迫切追趕上時代的步伐，推搡著、涌動著、掙扎著、迷茫著，現代生活中的個體混亂成為一種隱喻。

趙濤飾演的角色正是這樣的人，她的生活充滿失控，面對失控，享受失控。在第三篇章中，趙濤面對智能機器人的提問，無措卻又驚喜。

無措源于時隔二十多年，舊時代的人們錯身獨行，他們逐漸在時代流動的消逝中忘卻激情，周而復始的游蕩在城市之中，變得愈發麻木、混沌。驚喜是因為機器人看不見女人的表情，她摘下口罩，解開了最外層的隔離，多年來終于又一道聲音走入了她的內心。

情緒高峰的戲劇沖突被呆滯與麻木的神情消解，那些曾意味并不深長且詭異的笑在此刻收攏，觀眾似乎才第一次認真的“打量”著這個陌生的女人。

她沒有改變，改變的是這個激蕩的時代，女人一直是一個人，卻只有機器人進入她內心傳遞溫情。對于一抹塵埃而言，我們作為觀眾所了解到的關于她的生活實在太少，卻能夠真切的感受到她的心緒。我在看完《風流一代》之后開始思索，對于這樣一部影片而言，到底是筆觸的細節描寫重要，還是藝術的完整性更為重要？

時代的全貌與個體的捕捉終究難以兩全，于是缺失成為一種美，歷史中的個人經驗與時代烙印交替展現時，各種符號與象征便如同拆遷倒坍的大廈，我們能看到的只有那零散的碎片，卻難以整合成一條連貫的核心敘事線索。

正如萬青在《殺死那個石家莊人》唱的那樣：傍晚6點下班，換掉「藥廠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幾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

這“風流的一代”在族群的演變中、在時空的轉變中并步邁進、疲憊爬行，他們唱著，舞著，搖擺著，掙扎著，呼吸著。影片呈現的或者可能是一種社會觀念和歷史印記的批判性展示，但是它與我生活之中的具體情境是相互剝離的，它是軟弱無力的。

因此對于年輕群體而言，《風流一代》也許難以共情，年輕觀眾很難在2個小時里了解歷史的所有細節，難以知曉不同的歷史語境中前人的心理狀態。但是電影作為時間的容器，粗糲的抽離感能夠讓我們相信眼前的真實，理解“為什么今天會是這個樣子”，足矣。

除此以外，《風流一代》還是一部女性主義的影片，倘若男性無法真正對女性的困境感同身受，那么選擇抽離她的聲音是一種好的方式，通過她的唇齒我們也就聽不見男性主導的渾厚的回聲。

《風流一代》將女性作為一個文化、族群、歷史、現代的交匯點，在她們的身上充斥著脆弱且堅強的力量。

無論是趙巧巧撿起石頭與機車少年對峙，還是義無反顧的沖下不被尊重的大巴車，觀眾只能夠通過畫面看到一個女性成長與轉變的過程，看到一個女性強悍的模樣。

電影并未依賴密集對話來構建緊張氛圍，趙巧巧無聲且有力的回擊著時代的侵蝕，她努力不讓自己被潮汐所困，被洪流所沒。人物在電影中一直沒有說話，但不代表她不會說話，只是她有權利選擇不去說話。

可她真的無話可說嗎？在影片的結尾處，趙巧巧最后的一聲吶喊，她選擇與過去的困境分別，這是她多年以來想要釋放的聲音，這一聲強有力的宣泄，道出普通人的半生以及中國飛速更迭的20年。

《風流一代》注定是一部口碑兩極分化的電影，我們很難用傳統的電影分類方式來定義這部影片。

劇情？紀錄？實驗？或者說電影通過粗粒的回憶來與沉默者共情，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回憶往昔，但強刺激的情緒記憶終究會讓時代的親歷者產生勾連。歷經千禧年的巨變與潮汐的拍打，年輕觀眾正居于那一代人曾經憧憬的未來，這樣強烈的對比到底是充滿唏噓。

隨著時代的發展，影像愈發清晰，回憶愈發模糊。我們試圖利用清晰來打造中式夢核的賽博庇護，又想通過模糊讓我們看清過去，到底是我們矛盾嗎？當現代人困在自戀中迷失方向時，我們仍然需要關注被時代甩出去的風流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