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部分普通人一生中購買的最昂貴的消費品，汽車價格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都相對穩定，但最近兩年隨著新能源汽車的蓬勃發展，無論是電動車還是燃油車，新車降價逐漸司空見慣。

但對很多消費者而言，購買一輛車可能花費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的積蓄，如果剛買完新車就降價，恐怕很難說沒有任何觸動。

黃河科技學院客座教授張翔對智行駕道表示，很多工薪階層都是用多年積蓄購的車，從情感的角度來說，降價對他們確實傷害較大。

因此，不少車主選擇在黑貓投訴、車質網等平臺維權，用投訴等方式希望盡可能減少損失。

（圖源：車質網）

前不久，車質網公布了今年2月收到的車主投訴信息，并公布了投訴排名情況：2月車質網共受理車主有效投訴信息15411宗，刷新了歷史同期最高紀錄，環比上漲9.7%，同比上漲53.7%。

（圖源：車質網）

其中，投訴前三的車型分別為比亞迪驅逐艦05、五菱星光和比亞迪海豹，投訴原因排在第一位的均是“價格變動”，足以見得老車主對降價的不滿。

一位去年底購買了比亞迪海豹DM-i的車主告訴智行駕道，他也是投訴大軍的一員，但也清楚不可能退款退車或者補差價，“只希望4S店能送點保養次數或維修代金券”。

事實上，車企突然降價雖然“傷害車主感情”，但很少涉及法律層面的過錯。

廣東法制盛邦律師事務所汪冰洋律師對智行駕道表示，車企降價是經營者的市場行為，只要購車合同是在自愿、平等的情況下協商一致簽署，且不存在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情形，則消費者在購車后要求車企退還差價的訴求，將難以得到法律支持。

裁判文書網的一例判決顯示，2019年1月，上海市民石某訂購一臺價值108萬元的特斯拉X100D6，2月24日提車，3月1日特斯拉官宣降價，石某所購車型裸車價下降17.4萬。石某以在購車后以特斯拉公司調價為由訴至法院，要求全額退款。

此案經過二審，法院終審判決認為，石某與特斯拉公司之間的買賣合同已經履行完畢，且合同目的已經實現，其以降價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依據不足，缺乏相應的解除權，應當承擔合同無法解除的不利后果。

不過，如果有大量車主就降價事宜在各大平臺投訴，部分車企迫于輿論壓力，也可能會主動采取退還部分差價或者補貼部分權益等方式進行處理，以維護品牌形象和口碑。

根據智行駕道不完全統計，除了奔馳外，其他補償車企主要為中小品牌或造車新勢力。且補償措施多為增加保修、延長質保等形式，只有吉利旗下的極越品牌提供“補差價”。不過，這可能是極越01銷量不高的原因，根據汽車咨詢平臺數據，其降價前一個月的銷量不到500臺。

對此，張翔表示，在車企體量還比較小時，可能會出于市場營銷的考量對部分車主進行補償。但對特斯拉、比亞迪這類大型車企而言，他們面對的用戶面更廣，賠付成本也高得多。因此官方提供的補償并不多。

即使在2022、2023年，特斯拉降價后，眾多車主用拉橫幅、堵門店的方式也幾乎換不來任何補償措施。

此外，另一個趨勢是，這些補償案例大多發生在2024年以前，進入今年以來，盡管降價幅度更大，且覆蓋車型也更廣，但補償政策卻更少了。張翔表示，在一輪又一輪的降價潮中，消費者漸漸開始習慣和接受新車的貶值。

消費者如何維護權益

消費者小王告訴智行駕道，他原計劃去年底購車，但愈演愈烈的價格戰讓他猶豫，最終他選擇購入一臺二手燃油車作為過渡。他認為目前新能源汽車市場降價和升級換代過于頻繁，怕被車企“背刺”。他打算明年再購入一臺新能源車，“到時候價格和功能配置應該都會穩定些了”。

對想要購車但又怕被車企“背刺”的人來說，做個“等等黨”是當下最穩妥的方式之一。

如果是已經購買了新車，想要維權的消費者，則要認真選擇維權方式，汪冰洋律師對智行駕道表示，近年來不少消費者打著維權的旗號，拉橫幅、聚集其他消費者一起到銷售中心鬧事，結果不但沒有“維權成功”，反而使自己陷入紛爭。有些維權者被車企以侵犯名譽權起訴并索賠，更有甚者因擾亂公共秩序被處以行政拘留。

她表示，“消費者進行維權，一定要通過合法的途徑。如果認為自己購車時遭受了隱瞞、欺詐，可以采取向消費者協會投訴、向人民法院起訴等方式進行維權。即便不存在前述情形，消費者也可以和車企進行友好協商，另行簽訂保價協議或者商定其他補償方式，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為避免新車大幅降價所帶來的損失，汪冰洋建議，消費者在購車前應要求車企及其銷售人員充分披露所購車輛價格信息、優惠和折扣等信息，在對車輛目前的售價以及后續的折扣計劃充分了解后，再簽訂購車協議。同時，對于車企及其銷售人員對價格所作出的保價承諾，應當寫入購車協議中，或者通過其他書面方式固定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