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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送你一朵小紅花》之后，易烊千璽時隔四年再次出現在跨年檔帶來了影片《小小的我》，兩部電影在題材上雖然有相同之處——都聚焦于患病少年、家庭和愛情，但不同的是對人物內心的呈現力度。

《小小的我》用生活化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并不常見的角色，劉春和。他八個月時不幸確診腦癱，脫力的肢體、不時抽搐的面龐、口齒不清的發聲伴隨著他的長大。在旁人眼中，他像是一個“異類”，就連媽媽也總將他視為小孩，哪怕已經20歲了還是“一舉一動都必須聽媽媽的話”。劇情核心正圍繞這個關鍵點開展：劉春和的智力與常人無異，而當一個健康的大腦被困在了羸弱的身軀里，越清醒反而越痛苦。

要塑造這樣一個角色，首先必須去掉“我”。演員不僅需要拋開演員本人身體健全的“我”，還需要全身心變成劉春和——手指彎曲成詭異的形態、上下樓梯打絆的腳、努力矯正但依舊含混的語調；再重新塑造“我”——劉春和精神上敏感孤獨又頑強的“我”。因為長期不被人所理解，劉春和最渴望得到的是“平視”。他希望無需因為他是殘疾人就過度地憐弱和同情，只要被當成普通人公平以待就已經是他夢寐以求的生活。

電影對戲劇化的平衡處理得很溫柔，有幾處本可以放大成矛盾沖突的地方都被輕輕放過了。

比如，第一次獨自走過綠燈且沒有超時后，劉春和有個回頭一笑的動作。初看會以為他在回望剛剛走過的路，為自己的成長而高興。直到后面他淡淡地透露，早就知道外婆一路跟在他身后，才恍然大悟那一笑原來不是成功的喜悅，而是給家人的寬慰。外婆悄然的關心被他理解并接納了，祖孫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保護著彼此不受傷害。

又比如，劉春和努力面試博得了咖啡店的工作機會，入職后卻聽到別人說“要不是為了減稅，誰會聘他”。但是劉春和并未因此而發火，只是繼續配合著店長的愛心活動。這份工作對他來說，重要的不是店長的發心善意與否，而在于有了這份工資，有了可以獨立掙錢的能力，他就獲得了被當成獨立的人看待的尊嚴。

再比如，媽媽懷孕后始終瞞著劉春和，只說要出門住幾個月。劉春和似有所覺卻沒有追問，甚至在某天看見媽媽午睡露出了孕肚后也只是默默幫她蓋上了被子，繼續裝作不知，維護著媽媽不想捅破的窗戶紙。

《小小的我》的故事從劉春和出發，鏡頭也始終縈繞著一股沉靜感，所有情緒都更向內收斂，哪怕最激烈的戲份也爆發得無聲無息。

觀影結束后，觀眾們對電影的爭議大多集中在劉春和與雅雅的感情線上。他們的相遇本來就有很強的偶然性：初次見面雅雅的飛盤飛向了劉春和，劉春和努力許久也無法拾起飛盤，于是雅雅自己撿了回去，兩人就此相識。開放式公園容納了大學畢業后賦閑在家的雅雅，容納了退休歌舞團，也容納了被外婆臨時拉來學鼓的劉春和。所有的群體都可以在這里和諧共處。

直到雅雅第一次進入劉春和臥室，私密空間的深度相處才暴露出人與人的差異性。有段對話是雅雅驚訝于劉春和的藏書，她問他一書柜的書都看完了嗎？劉春和以問代答：“你衣柜里的衣服都穿過嗎？”這么問是因為劉春和的衣服很少，買什么都由媽媽決定，所以在他的概念里，衣柜的衣服肯定是都會穿的。但雅雅的生活富裕自由得多，于是理所當然地回答：“沒有啊。”劉春和只好重新回應“我都看過”。這是很小的一處兩人相處的參差，卻也折射出二人愛好、家庭環境乃至人生體驗的截然不同。

有人不理解雅雅的主動靠近又悄然離去，但劇本里交代過雅雅接近劉春和不單是出于有趣或好奇，還因為她學的是人類學專業，對特殊群體的心理和生活有著強烈探索欲。在探索的過程中，她后知后覺劉春和有了超出她掌控范圍的心動，所以才最終猶豫并退縮了。這種有目的性地接觸和突然離開，當然對劉春和造成了感情上的傷害，但從雅雅的視角出發，她從始至終并沒有故意玩弄感情的意圖。相反，她的出現讓劉春和難得地感受到了被看見、被尊重，一如她永遠明媚的服飾和笑容，成了劉春和灰暗人生中鮮有的亮色。

另一處妙筆是劉春和與退休歌舞團老人們的互動。由于許多老年人不會用智能手機，身邊又缺少年輕人可以求助，劉春和恰好可以幫助他們把手機的問題一一解決；劉春和原本不想打鼓，在被拉來湊數強行要他學鼓的過程中，也體會到了被人需要、收獲快樂的情緒正反饋。這種互相幫助、和諧共生，是創作者期待的更美好的社群生活，也呈現了比腦癱患者更廣范圍群體的困境。

跨年影片《小小的我》毋庸置疑是一部煽情而催淚的作品，但這份淚不是為苦難而流，更多的是為劉春和重獲新生而感動和欣喜。在這部電影極盡溫柔的表達里，我們看見了被忽視的人，也拾回被遺忘的愛。而在影片最后一聲聲“干杯吧朋友”的祝福聲中，劉春和邁向了更寬廣的未來，我們也在倒數中走向了嶄新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