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在中國建立起來之前，研究相關問題的學科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早有發展，被稱為“沿革地理學”，關注歷代疆域、政區、地名、水道的因襲與變遷。沿革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和方法不斷發展、豐富，兩宋以來的理學家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溯古通今：沿革地理的發展脈絡與治學轉向

東漢初年，班固成《漢書·地理志》，第一次將“地理”這一名詞應用于志書，在記述漢代的郡縣設置時，追溯其原委至秦，奠定了正史中地理志由今溯古的歷史地理學傳統，被視為沿革地理學的開端。在正史中的地理志之外，尚有許多私人撰述的地理著作也屬于沿革地理學的范疇，如東晉常璩所撰《華陽國志》、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縣圖志》、北宋樂史所撰《太平寰宇記》等。至宋時，沿革地理學已經蔚然大觀，成了史部的一個重要門類。沿革地理考證之學更是在清代乾嘉時期發展到了高峰，出現了胡渭、戴震、全祖望等沿革地理學大家。由宋至清，理學家既承擔了沿革地理學學術脈絡承接的重任，也起到了引領學術新風向的作用。

經學在中國傳統學術的發展中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對儒家經典的詮釋帶動了各類學問的發展和推進，為經書傳注的治學方法也深刻影響著其他學問的學術路徑，沿革地理學的發展也不例外。從治學方法上來講，傳、注地理著作的考證工作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構成了沿革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取得了諸如北魏酈道元注《水經》、唐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南宋王應麟所著《通鑒地理通釋》等重要的成果，也形成了以文獻考證治沿革地理學的學術傳統。另外，沿革地理學作為歷史學與地理學的結合，其對現實的資治意義不容小覷，在唐宋之際經學由訓詁之學向義理之學發展、明清之際學術思潮的轉變的影響之下，沿革地理學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對地名、建置、水道等沿革變遷的考證，而是更加緊密地將歷史與地理結合在一起，發揮其對軍事、經濟、交通、水利、政治等現實問題的借鑒作用。在這兩次沿革地理學術風向的轉變過程中，標志性的人物莫過于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和明清之際的二顧。

格物致知：沿革地理考證之學的新風向

兩宋以來，理學興起，諸儒的學術旨趣也逐漸從訓詁之學向義理之學過渡，經學研究逐漸突破漢唐舊說，學術發展也融入了強烈的經世思想。在這一學術形勢轉變的背景之下，朱熹以對《禹貢》所載山川地理的聚訟問題為契機，將格物致知的思想引入到沿革地理的考證之中，為沿革地理的考證之學提供了新的方向。淳熙初年，程大昌上《禹貢論》一文，時人皆以為精博，朱熹通過藏書家尤袤輾轉獲得此文，根據自己在南康（今江西境內）時對當地山川走勢的實地考察結果，對程大昌認為《禹貢》經文中“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同“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兩句“自相違異”提出了商榷。朱熹通過對東陵、敷淺原、九江的地勢走向進行考查，指出此處應從晁氏“東陵”實為“洞庭巴陵”之誤一說，即從岷山導江后長江水有一支經九江最終匯入洞庭湖。而“敷淺原”則位于衡山東北，故“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于此三山之北者，皆合于洞庭而注于岷江”（《答程泰之》）。則《禹貢》經文中存在的問題并非如程大昌所認為的自相矛盾，而是“東陵”為“巴陵”之誤。朱熹認為如果程大昌能夠對這一地區的山川地勢進行實地考察，自然能夠將經文與地理情形相結合，考證經典，闡明經義。在朱熹看來，注疏《禹貢》山川的要點在于考訂其古今變遷情況，而這一點僅僅依靠傳世文獻是無法實現的，勢必要結合對現有地形的實地考察，方不至于淪落到顏師古所謂“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互會，頗失其真”（《漢書·地理志注》）的境地。

雖然朱熹對《禹貢》的研究在其理學思想中并不占據核心地位，但注重實地考察卻是朱熹“格物致知”思想在實踐中的一種具體表現。朱熹對《禹貢》的研究還跳出了傳統文獻考證的桎梏，看到了時移世易、山川變遷，提出“《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朱子語類》），強調了地理知識的當世價值。檢視朱熹的著作，可以發現不少通過實地考察考訂經典文獻中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的文字，這些內容并非全然無誤，在沿革地理考證之學的實際貢獻也并不突出，但朱熹將重視實地勘察的精神和方法引入到沿革地理學的考證之中，引領了沿革地理考證之學的新風向，對后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成為明清之際沿革地理學興盛的學術淵源。

經世致用：顧炎武、顧祖禹的沿革地理學實踐

在明清之際王朝交替、社會激變和學術轉型的背景之下，學者不約而同地強調崇實黜虛，倡導經世致用。沿革地理作為打通歷史與現實、人文與自然的橋梁，在明清之際學術思潮轉變的背景之下具有不可替代的實際價值，也成了學者施展學術抱負、扭轉空疏學風的重要舞臺。顧炎武和顧祖禹作為這一時期學術轉型的標志性人物，以深厚的學識和對國家興亡的深切關懷，將沿革地理的考證之學推向了新的高度。

目睹了晚明的政治腐敗和社會積弊，顧炎武“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天下郡國利病書·序》），投身于經世致用的實學研究之中。顧炎武一方面歷覽二十一史、志書和各類官私文獻，另一方面往來南北進行實地考察，“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四”（《亭林集》），歷時23年，最終成“一輿地之記，一利病之書”，即《肇域志》與《天下郡國利病書》?！墩赜蛑尽穼ｉT論述地理形勢和山川要塞，《天下郡國利病書》則關注地方發展的利弊得失，舉凡農田水利、漕運交通、兵防徭役等皆有論及，涉及國計民生及地理沿革等多個方面。顧炎武作《天下郡國利病書》，并未局限于對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要素變遷的梳理，而是試圖從中找到明王朝衰落的根本原因，以期能夠提出針對性的改革措施，“拯斯人于涂炭，為萬世開太平”（《亭林集》）。

無獨有偶，同時代的顧祖禹也發出了倡導實學的呼聲，耗時三十余年撰寫《讀史方輿紀要》一書，記述歷代疆域形勢及地理沿革。受到其父顧柔謙關注史地之學的影響，顧祖禹的經世致用思想十分強調輿地之學的價值，他痛心于明朝統治者沒有發揮山川要塞在軍事上的作用而導致邊患不斷乃至亡國，在《讀史方輿紀要》一書中詳述了山川形勢、城鎮關隘及明朝的邊防情形，特別是對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尤為關注，體現出顧祖禹的憂國憂民之心和深切的人文關懷。受限于家境的困窘，顧祖禹未能實現對全國的遠游考察，于是他抓住有限的機會，“于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讀史方輿紀要·序》），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翔實的考證完成了《讀史方輿紀要》一書。

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關注民生利害，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軍事色彩濃厚，兩部著作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力圖從史地結合的研究中開出現實的治世良方，使得沿革地理學不再是故紙堆里的學問，而成為探索救國救民、革除社會積弊的重要手段。在明末清初這一社會動蕩、時局艱難、矛盾叢生的特殊時期，歷史經驗與地理知識的結合具有經世致用的意義，于資治方面大有裨益。二顧的沿革地理學實踐，不僅是重視格物致知的實證之學，更是強調實踐的經世致用之學，充分發揮了史地之學對于經邦濟世、穩固邊疆的重要作用，真正實現了顧炎武“明道”“救世”的治學目的，極大地促進了沿革地理學的發展，也深刻地影響了清代學術的發展方向，為后世歷史地理學研究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作者：彭詩畫，系貴州大學歷史與民族文化學院講師、貴州大學中國共產黨人“心學”與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高端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