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儒經，易學是儒教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劉歆、班固開始，《周易》被奉為儒經之首，易學在儒教經學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然而，它無論如何特殊，易學既在經學之數，也就服從著儒教經學發展的普遍規律。這個普遍規律，就是不斷對適應過去時代的經學做出適應新時代的詮釋。儒經和一切被稱為經的文獻一樣，都是過去時代所產生的文獻，講的都是過去的事情和原則。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生活本身也在發生著或大或小的變化。因而，經中所說的原則，一定或多或少地不能再適應新時代的要求。然而，經既然為經，就被認為是絕對真理，是一點也不能違背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用經來指導自己的言行，對之做出新的、甚至是違背經文本義的解釋，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釋經者一定要完成的工作。對于《周易》來說，自然也是如此。易學，就是儒教學者不斷進行的釋經之學。易學的種種面貌，也都圍繞著經學的內在矛盾展開。

易學的內在矛盾

作為經學之一的易學內在矛盾的展開，就是易學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馮友蘭先生說：《周易》都是一些空套子，可以套入各種不同的內容。其實，所有被稱為經的東西都是如此，后人也總是不斷填入各種各樣原來沒有的內容，對于《周易》，這種情況顯得特別突出罷了。其原因是由于《周易》中的符號給了后人的解釋以更大的自由度。然而這些符號起初也并非毫無內容的空套子，它們本有自己的含義，只是這些含義不易弄清罷了。加之后人對這些符號的隨意解釋，如朱熹所說是“頗為諸儒所亂”（朱熹《周易本義》卷首語），就更增加了弄清這些符號本義的難度。然而無論如何，經與現實生活的矛盾，使后人無法僅僅滿足于過去的內容，而必然給它填入新的內容。

現存《易傳》，可說是給《易經》填入的第一批新內容。在《易傳》看來，《易經》是“彌綸天地之道”的書。而這個道的內容，又歸結為“一陰一陽”。那么，《易經》所載，是不是就是天地之道，特別是一陰一陽之道？今天的學者自然能夠做出判斷，這不過是《易傳》作者給《易經》這個套子里填充的新內容。

到了漢代，儒者認為《易經》是講卦氣的書。卦氣說是漢代儒者給《易經》填充的新內容。王弼掃象數，掃掉了漢代許多解易原則，但有一條他沒有掃掉，就是給《易經》填充上適合自己時代的新內容。這些新內容，就是所謂的義理之學，有無之辨。王弼易學影響深遠。直到唐代，它還是儒者的標準讀本。從宋代開始，一部分儒者繼承漢代象數學，一部分儒者繼承王弼講義理。然而，宋代開始的象數學既不同于漢代象數學的內容，宋代易學所講的義理也和王弼大相逕庭。相同的只有一條，都是在根據自己時代、甚至根據自己偏狹的理解，給《易經》填充新的內容。在這種風氣下，出現了朱熹的《周易本義》。

朱熹對當時易學的不滿

朱熹雖然是個儒者，但他對以往的易學極為不滿。他反反復復地告訴自己的弟子們說，“易本為卜筮而作”，“易之作，本只是為卜筮”，“易本卜筮之書”……（《朱子語類》卷六十六）然而，后人卻要從中推出許多道理來，所以他極為不滿：

“如易，某便說道圣人只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辯，某煞費氣力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疏?！薄胺艘沧约儤?，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他當時剔開這一個機，后世間生得許多事來，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袢藚s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后，說從那卜筮上來做什么？若有人來與某辯，某只是不答。”（《朱子語類》卷六十六）

這一大段冗長的引文（其實原文比所引還長得多），都是朱熹在反反復復地辨明，易起初只是卜筮之書，后人硬要從中講出許多道理來。那么，這些道理，也就不是圣人的，而是那些“后人”們加上的。一個“只好不說”，又一個“某只是不答”，足見朱熹對這樣的易學的不滿已經到了極端憤慨又無可奈何的程度。甚至因為這種易學的存在，使朱熹不敢用易來教人：“某不敢教人看易，為這物闊大，且不切己”。（同上書）那么，在這樣的易學普遍流行、朱熹甚至無力與之分辨的時候，朱熹自己要做些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弄清《周易》的本義。

朱熹對《周易》本義的探求

朱熹對前人解易的不滿，一是“生出許多象數來”；二是“硬要從中講出許多道理來”。也就是說，從漢代以來，無論是講象數還是講義理，在朱熹看來，都不是圣人的本義，而是后人的節外生枝。然而經是圣人之書，假如解經者所說不是圣人本義，卻使人誤認為那是圣人本義，豈不是要誤人子弟，甚至禍國殃民？所以朱熹要一改前人之說，去探求《周易》的本義。朱熹所探求出的《周易》本義，第一是“易本卜筮之書”。其中沒有那么多的象數說法，也沒有那么多的義理。第二是“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朱子語類》卷六十六）依朱熹所說，則不僅經是經，傳是傳，而且經中也是卦畫是卦畫，文辭是文辭。不過都在講著自己的意思。卦爻辭所說，未必就是卦爻象的意思；至于《易傳》所論，就更不必是卦爻辭的意思。依這樣的理解，朱熹將自己對《周易》經傳的解釋定名為《周易本義》。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所論，才是圣人們的本義。

朱熹的《周易本義》與《周易》的本義

那么，朱熹追求《周易》本義的《周易本義》是否就是《周易》的本義呢？依朱熹說，伏羲見得一便是陽，二便是陰，于是畫了卦，給人們“剔開這一機”。然而據今天學者的研究，則《易經》中就沒有陰陽概念，至于卦畫，就很難說本義就是陰和陽。依朱熹說，《河圖》、《洛書》是畫卦的根據，因而是《周易》的源頭，據今天學者們的研究，黑白點《河圖》、《洛書》是宋代的產物，根本不是畫卦的根據。

卦畫的意義是什么？它們從哪里來？這都是易學的基本問題。然而我們看到，在這些問題上，朱熹所說的本義，未必就是本義。那么，朱熹對卦爻象、辭的解釋是否就是本義呢？依朱熹所說，六畫卦也是伏羲所畫，卦辭則是文王所作，爻辭周公所作，傳則是孔子所作。這就是所謂“世歷三古，人更四圣”之說。然而，今天的學者，也很少能夠承認這個結論。也就是說，在今天的學者看來，朱熹的這個結論也不是本義。

在對經傳文字的注釋中，朱熹不僅采用了取象說，也采用了爻位說。比如：乾卦“初陽在下”，朱熹認為是“潛龍”之象；需卦初陽在下，卻是“近于險之象”；大有卦也是初陽在下，其象又各不同，那么，周公系辭取象，有沒有一定之規呢？這種取象的不一致，只能說明，爻辭不是由所謂取象而來。因此，朱熹此處所追求的本義也未必就是本義。至于義理，朱熹也說了許多。這些義理是不是圣人本義？朱熹對他人的指責也完全適用于他自己。類似情況不只一處。把這些綜合起來，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追求本義的《周易本義》，所說未必就是本義。

追求《周易》本義的意義

那么，朱熹是否根本沒有求得《周易》的本義呢？也不能這么說。

和以往的象數易學比較，朱熹講爻位，但沒有“生出許多象數來”；和以往的義理易學相比，朱熹講含義，但沒有“硬要從中講出許多道理來”。他的注釋不僅文字非常簡明扼要，而且在那比較詳細的地方，“也只是取可解的來解，如不可曉的也不曾說”。這是他對孔子解易原則的理解，也是他的《周易本義》所奉行的原則。

依據這個原則，《周易本義》所說，較為接近《周易》文字的本義，至少可以說，它較之以往的許多易學著作，比較更接近《周易》的本義。自然，這個結論，也只能從比較而來，因為我們無法認定那些就是《周易》的本義。而朱熹的《周易本義》之所以至今還受到學者們的重視，作為解易必備的參考書，不單是由于朱熹的權威，重要的是因為直至今日，學者們經過比較，認為《周易本義》所說，還是比較符合《周易》的本義。

然而，朱熹的《周易本義》，其意義不僅是為我們解易提供了一本優秀的參考書，而且還在于他以自己的學術實踐，為我們做出了一個榜樣，那就是：解易應該首先弄清易的本義。并且由此推廣開來，可以說，對于一切傳統文化典籍，研究者的首要任務，也是要弄清它們的本義。

《周易本義》與當代易學

重提《周易本義》，不僅是個純學術問題，也是關乎人們思維方式的現實問題。那種望文生義、牽強附會，想當然地認為《周易》“是什么”，其中“有什么”的思維方式，那種一浪高過一浪的“解開千古之秘”的喧囂，不僅危害著《周易》研究自身的健康發展，影響所及，它實在影響著人們一般的思考問題的方式，危害著整個民族精神。它使人淡化實事求是之風，助長嘩眾取寵之意，甚至給一些騙子制造可乘之機。

《周易》在古代是經，是人們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蛘哒f，人們的言行，必須從它的文字中尋找根據。因此，追求《周易》的本義不僅非常困難，而且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朱熹想求本義，但未能求得較多的本義，反而求到了不少非本義，其原因在此。這種情況，不僅存在于《周易》，也是一切被稱為經的東西的共同處境。它們的本義，只在有解釋權的人們那里。

這不是說過去的解經者就沒有解到經的本義，而是說，他們的目的，不是在追求本義，而是在做一種“創造性轉化”的工作。假如他們沒有解到一點本義，我們今天就更加無從著手。他們解到了本義，但是不以追求本義為目的。而當他們解到的本義違背他們現實需要的時候，他們寧可犧牲掉自己找到的本義。這種情況，對于研究古文化的學者，幾乎是司空見慣。今天的情況不同了，《周易》已不再是指導人們言行的必要文獻，我們應當借鑒朱熹的學風，弄清《周易》的本義，進而弄清易學、弄清整個傳統文化各個領域的本義，并在這個基礎上，來熔鑄我們中華民族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