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3年，學前教育在園幼兒4093萬人，較2022年減少534.5萬人。

在園幼兒減少，也引發幼兒園關停潮。教育部數據顯示，幼兒園數量連續15年上漲后，在2022年首次下跌，幼兒園數量為28.92萬所，比上年減少5610所。

放開“二胎”后，在短暫的生育高峰后，近年來新生兒數量持續下滑。2022年，中國新生兒跌破千萬——為956萬人，全國人口出現了61年來的首次負增長。2023年出生人口僅為902萬。教育領域中，幼兒園最先遭受生源沖擊。

此前，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陳功在接受界面教育專訪時指出：“目前中國大陸地區提前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慣性已經消失或跌出世代更替水平的區間，未來一段時間仍會保持負增長的變化趨勢。人口發展進入深度轉型期?！?/p>

在園幼兒減少，將會出現學位及老師過剩危機。

教育部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幼兒園在園幼兒數達到4805.2萬人，學前教育基本普及。2019-2021年新生兒分別為1465萬、1200萬、1062萬人，幼兒總量為3727萬人，將出現1078.2萬個剩余學位。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界面教育稱，要處理“多出來”的學位，發展托幼一體化普惠托、招收2-3歲幼兒是多贏之舉。

根據2022年8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印發的《養老托育服務業紓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目前國內0-3歲嬰幼兒約4000萬，據調查城市中超過1/3的家庭有較強托育服務需求，但實際供給僅5.5%左右。”

根據北京市托育服務體系建設情況報告，北京千人口托位數1.33個，托位使用率35.4%。距離“十四五”規劃提出的2025年千人口托位數4.5個的目標還有7-8萬個缺口。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喬錦忠曾帶領團隊，用模型預測，到2035年全國將有約150萬小學教師、37萬初中教師過剩，小學教師需求量過剩較大，初中教師先短缺、后過剩。2022年全國共有專任教師1880.36萬人。

針對在園幼兒減少、幼兒園關停這一現狀，全國政協委員陳小艷在去年“兩會”中建議幼兒園入園年齡低齡化。幼兒園招收2-3歲幼兒，可增加托育供給。

陳小艷認為，幼兒園規定兒童滿三歲才能入園，某種程度上制約年輕女性就業，限制個人能力的發揮，建議出臺相關評估標準，在孩子基本自理的情況之下，兩歲或兩歲半入園。

目前，中國的托育機構嚴重不足。2023年11月14日，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印發《家庭托育點管理辦法(試行)》，家庭托育點是指利用住宅為3歲以下嬰幼兒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計時托、臨時托等托育服務的場所。每個家庭托育點的收托人數不得超過５人。

在此情況下，不少幼兒園選擇托育一體化，也有利于保障生源。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告訴界面教育，“幼兒園入園年齡低齡化，有助于母親在生育后返崗，減少因生育造成的職業中斷現象。”

智聯招聘在《2023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下稱《報告》）中指出：九成女性遭遇過職場不公，接近職場男性的兩倍；六成女性在求職中被問婚育，遠高于男性的21.5%。

《報告》顯示，50.2%的女性希望事業與家庭兼顧，21.5%的女性希望有更多精力投身事業。

宋健認為，免除嬰幼兒托育的后顧之憂，一要盡量托育一體化；二要滿足家庭需求，提供足量、優質的普惠托育機構。

此外，中國的生育及教育成本需要關注。

2024年2月21日，“育媧人口研究”發布《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使用國家統計局數據估算，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53.8萬元，而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約68萬元。

報告將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養育成本進行了比較，顯示中國家庭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年滿18歲的成本相對于人均GDP的倍數高達6.3倍，幾乎是全球最高的。這一數字遠高于澳大利亞、法國、瑞典等發達國家，反映出中國家庭在養育孩子方面面臨的經濟壓力尤為沉重。

2023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強調，“要深刻認識人口和社會結構變化，對教育布局結構和資源配置調整的緊迫要求”。

陳功對界面教育稱：“劇烈的人口變動會給整個教育系統帶來巨大的沖擊。中國出生人口數的不斷下降必然會導致學齡人口的變化，進而影響對教育資源和教師的需求。”

他認為，人口負增長將對教育供需端造成三方面的挑戰：第一，人口結構與教育結構不協調。

按照目前的師生配比標準，人口負增長對幼兒園、小學、初中學段的影響和波及程度可能會更大，面對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應未提前實行平緩的學校撤并工作，適度調節入學標準，平穩應對，減少公共財政資源的浪費。

第二，質量需求結構與供給結構不匹配。

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是，有的幼兒園、小學一席難求，有的卻招不到生。人們對教育教學方式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應與目前多元化、內涵式的教育需求相呼應來打造全面、高質量的教育體系。

第三，人口發展轉型與區域間發展不平衡。

比如東北地區的人口負增長問題由來已久，也有許多省市尚未進入到人口負增長階段。另外，中國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得城鄉教育發展不均衡問題日益凸顯。鄉村教育的“量盈質缺”與城鎮教育的“質強量弱”現象在基礎設施、教學水平、師資經費等資源方面體現盡然。

陳功還提到，在城鎮化高質量發展階段，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仍值得重點關注。

農村空心化所帶來的資源閑置、教育經費配置效率不高與部分城市“學位緊缺”的問題并行，在制度設計層面，應當更多地顧及地區間的差異性、人口變化階段的特殊性和人群間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