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本是高山》還沒上映時,就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該片9月剛剛定檔的時候,網上立刻出現了不和諧的聲音
豆瓣幾條短評,已經讓人大跌眼鏡。
“拍出一股男味我嗆死你們!”
“不要喧賓奪主女冠男戴!”
“那么多男演員,最好都演反派!”
這些評論戾氣十足,帶著濃濃的火藥味兒。
可電影還沒上映呢,怎么就激怒這么多人,實在奇怪。
要知道,《我本是高山》是根據張桂梅校長的真實事件改編的人物傳記影片,宣揚的是她崇高的奉獻精神,壓根兒和男女話題扯不上關系。
試問誰去看一部電影會注意導演的性別?
誰去看電影會特別關注,正派與反派的男女比例問題?
這些莫名其妙的評論,短時間大規模出現,且都收獲了大量的點贊。
主創也注意到了這些網友,本片的編劇“夢幻泡影”控制不去情緒,直接下場手撕。
“是瞎還是失意?”
“你TM,你休想!”
“男人都死光了你們就開心?你爹呢?”
從這些字眼就能看出,編劇已經徹底破防了,她的回應自然引發了更大的爭議。
其實網絡論戰是很正常的,但這場論戰中,編劇在明,網友在暗。
當編劇被成功挑動情緒后,這些網友們就像完成任務一樣迅速退散,留下編劇一人迎接輿論漩渦。
很快 “《我本是高山》編劇回應”迅速登上熱搜。
吃瓜群眾只看到編劇氣急敗壞地罵街,沒有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這樣沒素質的編劇還能寫出好劇本?”這部電影也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巧合的是,這波負面口碑發酵的時候,《我本是高山》剛好在舉行大規模點映。
這個時間點踩得也太準了吧,很多人把對編劇的不滿遷怒于電影。
他們開始拿著放大鏡找影片里的漏洞,很快就找到兩大罪狀。
其一,影片把原型故事里的男人酗酒改成了女人酗酒,涉嫌侮辱女性。
其二,張桂梅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創辦女校的初衷是共產黨人的信仰。
但是片中卻改成了為了紀念亡夫,涉嫌矮化張桂梅。
這兩宗罪讓影片再次蒙上了陰影。
盡管片方緊急取消了部分點映,但依舊擋不住網友的口誅筆伐,這些天網上已經出現了很多討伐這部電影的文章。
觀點無外乎是:
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編劇破防式的回應方式是不職業的行為。
改編不是亂編,不能為了藝術創作而脫離真實,《我本是高山》創作有大問題。
張桂梅是偉大的,容不得褻瀆和矮化,本片的主創里有內鬼,他們夾帶私貨,陰陽怪氣。
事實真的如此嗎?
24日,《我本是高山》終于上映了,但“出師未捷身先死”。
電影上映這天,皮哥朋友圈就有人發言:“最期待的《我本是高山》,現在變成最不想看的。”
這個發言代表了一大批觀眾的心聲。
一部電影你都還沒去看,就被網上的節奏帶跑偏,直接給電影判死刑,這是極其不理智的。
皮哥之前深入了解過張桂梅的事跡,看過關于她的紀錄片,看過她接受央視的采訪,多次看得淚流滿面。
這次電影上映,我也第一時間去看了,依舊看得熱血沸騰,有些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評論《我本是高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兒。
因為這部電影和張桂梅本人是深度捆綁的,評論它會不自覺帶上“張桂梅濾鏡”。
再加上場外因素的干擾,很難用一句話說盡。
我們不妨從三個維度談起。
其一,人物傳記片的創作困境。
《我本是高山》引發的爭議并不是特例,這些年幾乎每部人物傳記片都會陷入類似的困境。
人物傳記片在二三十年前曾經迎來過高峰,《孔繁森》《焦裕祿》等一大批電影曾經感動過一代人。
從現在的角度看,《焦裕祿》的豆瓣評分是7.8分,《孔繁森》只有6.7分,都算不上完美的電影。
這在當時,國家在飛速發展,我們需要榜樣的力量,大家更注重影片展示的昂揚向上的精神,對影片本身的瑕疵,是比較包容的。
這類電影在特殊時期起到了極其正面的作用。
這種風氣從當年風靡全國的“感動中國人物“就能窺探一二。
那是個需要榜樣的年代,“感動中國人物”剛好滿足了大家對于英雄的全部相信,我們追逐他們,他們的事跡如數家珍,他們的獲獎詞被中學生全文背誦,出現在作文寫作里。
但隨著經濟發展,貧富差距加大,大家很快發現“感動中國人物”背后的漏洞。
為什么這些人的精神這么可貴,都感動了中國了,卻大都過著凄風苦雨的生活?
為什么社會上一大群道貌岸然的人,卻都賺得盆滿缽滿,成了人上人?
英雄的背后是制度的漏洞,我們無法填補漏洞,自然也不再相信英雄。
于是,當質疑聲多了,“感動中國人物”的熱度驟降。
這個獎項評選一直延續到了現在,但很多人已經不關心誰在獲獎,那些頒獎詞也鮮有人人問津了。
在這種社會風氣下,人物傳記影片也迅速衰落。
2011年,李雪健拍了《楊善洲》,該片是感動中國獲獎者楊善洲的人物傳記影片。
李雪健的表演也很出色,豆瓣評分也有7.8分,但熱度非常低。
2021年,郭曉冬拍了《我的父親焦裕祿》,豆瓣評分7.5分,但是票房只有3000多萬。
皮哥選擇在周末的大商場電影院看的,結果整個影廳只有個位數的觀眾。
類似的影片,類似的人物,往往叫好不叫座。
大家寧愿追逐日入208萬的污點藝人,也不愿意相信吃苦耐勞能逆天改命。
上一部人比較成功的人物傳記影片,是2013年陳可辛拍攝的《中國合伙人》。
該片的人物原型是新東方的俞敏洪,黃曉明、鄧超、佟大為飾演的就是新東方的“三駕馬車”。
該片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了大量的改編,不僅沒引發爭議,還贏得了票房口碑雙豐收。
原因很簡單,該片的主角是商人,商人在中國的地位是比較低的,無奸不商嘛!
即使你是俞敏洪這樣的大佬,也可以任意調侃和戲謔。
前段時間,周迅主演《不完美受害人》,劇情在影射明尼蘇達事件,不也沒啥爭議嗎?
用郭德綱的話說,這些商人賺的,一大半就是挨罵的錢。
但主角一旦換成了政體人物,立刻就出現了創作紅線。
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極高,是一面旗幟,一個符號,很難進行藝術的加工。
稍微改編一下,就會被扣上“褻瀆”和“矮化”的帽子。
此外,過去信息不發達,大家對焦裕祿、孔繁森這類英雄人物的認識都是模糊的,只能通過有限的新聞報道和影像記錄,這時候人物傳記影片就填補了這個空白。
但現在信息太發達了,你只要拿出手機,搜索“張桂梅”,立刻能搜到大量信息。
她的相貌談吐,她的光輝事跡,她的生平履歷,全都一覽無余,根本不存在想象空間,電影拍得再逼真也不如新聞紀錄來得親切可感。
《我本是高山》剛發布劇照時,海清的扮相驚艷了所有人,真的和本人太像了。
但很多人依舊不滿意,他們說仔細看還是有明顯差距:海清的皮膚太細膩,脖紋太顯年輕,手指纏繞的膠布也太假了。
這種拿著顯微鏡找瑕疵的方式下,除非你讓張桂梅本人來演自己,不然永遠有人不會滿意。
最關鍵的一點,一部電影為了拍得好看,一定存在正派和反派。
但傳記影片中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誰都得罪不起。
編劇會被要求寫一部沒有反派的電影,這樣的電影會好看嗎?
以上因素疊加,國產人物傳記片別說拍出彩了,能和觀眾見面都要燒高香了。
陳可辛在《中國合伙人》之后,2020年又拍了《中國女排》。
中國女排成績固然出色,但內部斗爭激烈,這些人情世故是陳可辛沒辦法拍的。
他的拍攝過程受到各方掣肘,最后被迫把《中國女排》改名叫《奪冠》。
名字是叫《奪冠》了,可電影把2004年雅典奧運會驚天逆轉奪冠給刪去了,黃渤飾演的主教練也被隱去了姓名,各方角力可見一斑。
《奪冠》之后,陳可辛又拍了《李娜》,皮哥曾為此歡呼,人物傳記的春天就要來了。
結果呢,幾年后這部影片改名叫《獨自·上場》,再后來直接無法公映。
陳可辛氣得直接退出華語市場,搞起了什么“環大陸影視公司”。
我們再看鄧超拍攝的《中國乒乓》,名字也起得很響亮,片方還特意選在冬奧會閉幕式那天開機,對片方前景也很看好。
可結果呢?
今年1月份,臨上映時,名字被迫改成了《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這還沒完,片中所有主角名字被全部換掉。
事發突然,都到了宣傳期了,本片被迫撤檔重新剪輯,直接錯過了春節檔的黃金期。
等重剪后再次上映時已經失去了先手,片方再次撤檔,再次改檔,再次淪為炮灰。
一部豆瓣7分的正能量人物傳記電影,最后淪為了跳梁小丑。
其實中國乒乓可拍的故事多了去了,除了一個個動人的奪冠故事,還有一些外界傳聞的賭博文化。
孔令輝和張繼科就證明了這一點,這些東西拍出來絕對是跌宕起伏。
但負面的東西不能拍,正面的東西要有選擇性地拍,鄧超在輾轉騰挪之際已經做到了極致,還因為本片提名了金雞獎最佳導演。
最后就因為一個一個莫須有的場外因素,幾年努力毀于一旦。
那么,人物傳記影片有拍成的嗎?
也有。
博納這幾年就連續拍攝了《中國機長》和《中國醫生》,都是人物傳記片,都取得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
但影片質量卻一言難盡。
為了為了避免犯錯,兩部片幾乎都是“照本宣科”,生怕越雷池半步。
上映后確實借助新聞熱度,獲得了票房成功,電影本身卻溫吞如水,缺少回味。
據說博納還打算拍攝《鐘南山傳》,但在這樣的創作環境下,這個計劃很快不了了之。
在電視劇領域,去年也出了一部優秀的人物傳記劇《大山的女兒》。
該劇的人物原型是2019年感動中國獲獎者黃文秀,劇作上完整還原了事實,豆瓣評分高達9.3分,堪稱神作。
但問題就是,這樣的作品拍得大家都挑不出刺兒了,但沒人看了,9.3分的劇在網上的熱度幾乎為零。
另一部《能文能武李延年》確實拍出了人物傳記的最高水準,王雷還憑借這個角色拿了視帝。
但李延年這個人物是舊時代的人物,創作時不會受到那么多限制。
所以,《我本是高山》在這么逼仄的創作環境下,能突破重重阻隔與觀眾見面,這事兒本身就值得鼓勵。
其二,電影本身的問題。
皮哥去看了影片,這部電影也確實存在問題。
我們不妨還原一下這部片的創作過程。
主創在前期一定翻閱了大量的新聞資料,看了大量的采訪視頻,并和張桂梅本人進行了深入交流。
他們的拍攝初衷當然是要真實還原張桂梅的英雄事跡。
但在真實的基礎上,必須進行藝術的加工。
如果和紀錄片拍得一模一樣,電影的意義在哪里?
初衷是好的,實操的時候出了問題。
編劇汪海林指出了問題的根源。
他說這些年參加了很多創作會議,發現業內陷入了一種思維慣性。
要求創作者不能喊口號,要接地氣,寫老百姓能理解的情感,不寫觀眾理解不了的崇高。
不要在影片中說豪言壯語,做超越常人的事,要強調平民化。
張桂梅出身雖然平凡,但她的精神境界卻是足夠崇高的。
強行把一個偉大的人,塑造成一個受困于世俗的平凡人,這是影片的問題。
我們可以想象,在劇本討論會上,“接地氣”、“平民化”、“有血有肉”這些詞會被反復提及,最終主創一致為張桂梅選擇了一條平民化路徑。
這是電影語境里的政治正確,是創作者的慣性思維所致。
你可以說主創的能力有問題,但不能說他們的屁股是歪的。
我們再看4個具體的爭議點。
第一,真實故事里,是父親酗酒,電影中改成了母親酗酒。
一些觀眾指出,農村女性酗酒比例很低,統計數據只有0.2%,這么拍很不真實,女性觀眾覺得被冒犯。
海清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是,他們通過這樣的改編想表現張校長不光救一個孩子,還救了一個母親。
等于是把girl help girl,變成girl help girls。
其實是個迎合女性觀眾的方式,卻改得脫離實際,還冒犯了女性觀眾,有點弄巧成拙。
第二,真實故事里,張桂梅的丈夫是拉二胡的,張桂梅是唱歌的,夫妻倆一起合作了《毛主席來到咱農莊》。
電影里改成了夫妻倆跳起了華爾茲。
這個改編,很多人覺得不真實,老一輩人怎么會跳華爾茲呢?
但電影中夫妻倆跳舞這一幕是在如夢似幻的場景下完成的,跳華爾茲本身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這個改編談不上出彩,但問題不大。
第三,電影制造了很多沖突,比如局長吼張桂梅,學生私底下抱怨張桂梅。
但局長原型說,我從來沒有吼過張桂梅。
學生原型說,張老師對我們很好,根本不像電影里表現的那樣。
這就涉及到前文提到的創作困境,電影要想跌宕起伏,有人唱白臉就有人唱紅臉。
但沒有哪個人希望自己的銀幕形象是負面的,甚至“對著張老師吼兩句”、“私底下抱怨張老師”這樣的小瑕疵也不能接受。
這種困境幾乎是死局,《我本是高山》無法幸免。
第四,張桂梅創辦女校的初衷。
真實新聞里,她多次強調,是為了自己的共產黨人的信仰。
但是在電影里,被改成了為了紀念亡夫。
這是爭議最大的點,多數評論認為,這是在褻瀆和矮化張桂梅。
他們說影片的創作者格局太小,理解不了崇高與偉大,就私自替換成這種兒女情長,讓人氣憤。
但皮哥覺得這種評價太過苛刻。
我們常說圣人論跡不論心。
張桂梅做的事已經足夠偉大,這就足夠了。
至于她創辦女校的動機。
是為了偉大的信仰,還是渺小的兒女情長,亦或是兩者兼而有之,這些都不重要。
在新聞版本里,張桂梅給出了一個崇高的答案。
在電影版本里,主創為張桂梅說出了一個接地氣的答案。
兩者并不沖突。
而且片尾的時候,皮哥注意到彩蛋里出現了醒目的“共產黨人”的字樣,這是對張桂梅身份最好的注解,完全不存在歪曲。
什么?
你說主創不尊重張桂梅?歪曲她的本意?
別逗了。
拍攝這樣的電影,主創肯定是和張桂梅溝通過的,她的的感情戲,她的每一句臺詞,一定是得到本人認可的。
張桂梅都沒意見,一些所謂理中客的網友為什么要加這么多的戲?
汪海林最近發的一條動態說得很好。
“這么重要的題材,一定是經過層層把關的,不太可能會犯這么嚴重的政治錯誤?!?/p>
總結下來,我們就會發現,《我本是高山》在創作上確實存在失真的問題,但基本都無傷大雅的小毛病。
反倒一些人瘋狂帶節奏,他們平時總是嘲諷廣電總局的剪刀手,總是對主旋律電影里的喊口號不屑一顧,怎么對于這樣一部電影,審核標準比廣電總局還嚴格,口號喊得震天響?
從這個維度看,電影不完美,但稱得上優秀。
其三,這是一部拍給未來的電影。
互聯網是有記憶的,這是大家的共識,但并不一定正確。
你現在去任何平臺搜索任何一個問題,你會發現絕大多數回答都是近5年更新的,10年前,20年前的答案你幾乎找不到了。
這些古早的東西,要么被大數據阻擋在你的信息繭房之外,要么直接被平臺悄悄刪除了。
換言之,互聯網也存在新陳代謝,一些集體記憶,只要超過5年,很容易被集體遺忘。
張桂梅也是一樣。
我們有幸與她生活在一個時代,她的點點滴滴都被互聯網記錄下來,這給公眾一種錯覺,我們對張桂梅足夠了解,根本不需要一部蹩腳的電影來科普。
但10年后,20年后呢?
當互聯網經歷了一次次的更新換代,關于張桂梅的信息碎片很可能就遺忘在很多人搜索不到的角落里。
那時候,我們的孩子是不了解張桂梅的,我們自己對她的事跡也已經記憶模糊。
這時候,這部電影就是一個很好的載體,它會告訴未來的人,這個年代的英雄有多么偉大。
現在的這些場外紛爭沒那么重要,我們更應該關注電影本身,關注張桂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