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記者烏夢達、魯暢、俠克

近日，一則某市地鐵仍執行疫情期間實名制購票的消息引發關注。乘客在姓名欄隨意輸入諸如“111”這樣的信息也能買到票，有網友質疑實名制購票是否形同虛設。

疫情早已轉段，生活重新回歸。然而，一些公共場所疫情期間的防控或限流措施卻仍然沿用。例如，某地多家三甲醫院仍然對病患家屬陪護照看設置“門檻”，稱非特殊情況家屬不得陪護照看，只能自費請護工。還有部分高校因疫情防控需要“關閉”的大門仍未對公眾開放。

對相關部門來說，管控限流降低了管理成本，也有一定的實效：有高校保衛處負責人說，校園“封閉”了，丟外賣、丟自行車案事件減少；有醫護人員表示，聘請專業護工能夠提升照護效率……

顯然，一些部門單位以“方便管理”或“避免風險”為由進行“防控”，以“怕出事”為由“以限代管”，是將部門局部利益放在群眾利益之上的。

民生為大。社會生活全面恢復的當下，不合時宜的做法當退則退。我們看到，一段時間來，一些高校有序推進校園開放，改進入校形式，贏得好評；不少地方陸續改進博物館預約機制，線上線下均可購票，游客便利度和滿意度得到有效提升……實踐證明，通過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的管理方式，可以找到兼顧群眾需求與場所管理的“更優解”。

當然，放開并不等于放任。高校、醫院、景區等是具有公益屬性的公共場所，只有在規范有序的前提下才能形成良好互動，共同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問政于民方知得失，問需于民方知冷暖。對于城市公共場所管理方來說，要多聽一聽公眾的聲音與訴求，多一些從實際出發的考量，把該管的管住，把能放的放開，在活力和秩序的統一中實現高水平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