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松+愉快》是獨立導演耿軍的新作，同他上一部獲得金馬最佳短片的《錘子鐮刀都休息》類似——

描寫荒廢的工業城鎮里荒廢的人，只剩作惡和欺詐。

因為高度荒誕抽象而符號化了的場景和人物，同時又高度與東北凋敝的現實相吻合，這是耿軍所說的荒誕現實主義。

“我想為這個互害時代唱一曲挽歌，這是我的初衷，所以表現的是另外一個世界：他們其實都死了，活著也如同行尸走肉，其實是群氓，無論警察、香皂推銷員還是假和尚，大家的作惡是互動的?！?/p>

《輕松+愉快》曾在年初的圣丹斯電影節上拿到了評委會特別視野獎。

這次獲獎在影片出品方黑鰭近三年深耕藝術電影制作所交出的答卷中，刷新了新一年的戰績。

除了今年從圣丹斯載譽歸來、現在已受邀在臺灣金馬奇幻影展做亞洲首映的《輕松+愉快》之外，由黑鰭出品的《路邊野餐》《清水里的刀子》《馬賽克少女》等影片也在重要的國際節展中嶄露頭角。耿軍的下一部作品《東北虎》已進入黑鰭未來兩年的七部成片計劃。

在耿軍即將帶著這部作品前往金馬奇幻影展前，我們對他做了一次專訪，一起回顧了他的早年經歷，北漂歲月，DV風潮，當然，也聊了聊他的電影創作。

※《輕松+愉快》由導演耿軍執導、黑鰭出品，受金馬奇幻影展邀請，將在4月11日21:30亮相臺北亞洲首映。

《輕松+愉快》耿軍：我想為這個互害時代唱一曲挽歌

口述：耿軍

采訪：張翰

鶴崗文青到北漂DV青年

我們那個城市黑龍江鶴崗很小，文藝青年非常少，我們家跟文藝沒關系，我父母是搞農副業的，小學文化程度。我學習特別差，除了語文好，其他基本都放棄掉了。

中學畢業后考了一個中專學俄語，黑龍江那邊學俄語的特別多，93年入學，95年畢業，那時候對俄貿易就不好了，我們去俄羅斯做生意的可能性也沒了。

我弟弟上學比較努力，他高中在美術班學習，這個時間段我就認識了一幫畫畫的小孩，聽搖滾樂，讀文學作品，小城市的文藝青年，市圖書館里余華、劉恒、王朔、雨果、巴爾扎克什么的都有，還有就是《大眾電影》。

九幾年的時候，影院里《紅高粱》《霸王別姬》都能看到，還有大量港產片。

那個時候我們對電影感興趣，在市圖書館里看到了劉恒的劇本集，里面有一篇是《本命年》，看完之后就記住了，跟這幫學畫的人聊劇本有多么好，但是大家都沒看過這個電影。

后來有一天看到電影的時候，說這個電影其實還沒有你當時講得好。

那時候還是制片廠時代，喜歡電影，同時又是個文學青年，想怎么能跟電影有關系，我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寫劇本，把劇本寫出來，變成編劇，才能跟電影有關系。

19歲那年寫了第一個劇本，寫的是我弟弟美術班里面，老師跟學生之間的斗爭，一個城市有兩個美術班，互相搶學生，你那邊學費40元一個月，我這邊30元，你那邊30元，我一個月送10天。

學生就在這學兩天，跑那學兩天，偷老師的顏料，偷老師的紙，戲弄老師。

兩個老師都是男老師，有一個老師上課的時候，主要教女同學，男同學不怎么理，教畫的時候離得特別近，會抓住女同學的手。那個時候是青春期，對這些東西都特別氣憤，就戲弄老師。

19歲中專畢業在家陸陸續續寫了接近一年的時間，寫成了一個劇本。

寫完那個劇本，我身邊就有兩個朋友要來北京，其中有一個現在還在合作，我的錄音師杜春風，他來北京干嗎？他要搞搖滾，他喜歡黑豹、鄭鈞、唐朝什么的，留著長頭發，我那時候也留長發。

那個時候，我們已經預謀要來北京，當然要管家里人要路費，跟家里人不能說去北京，去北京你干嗎，你沒有技術，也沒有學歷，我就說去沈陽，正好杜春風他爸當時是沈陽的一個包工頭，我說去沈陽建筑工地，一天20，一個月600。

當時94、95年在我們當地想找到一天掙15塊錢，一個月掙450的工作找不到，我又不愿意去煤礦下井，家人也說不下井就找點其他的事干，或者在家里養雞。

《輕松+愉快》劇照

我說去沈陽，他們就說去吧，反正年輕，工地是你哥們他爸的，肯定也不會坑你，你去之前要把長頭發剪掉，要不可能剛出火車站就被公安什么的把你當流氓抓走了。

那我就剪了吧，拿著600塊錢我們坐火車就來北京了，到了北京拿著劇本就直接去中戲，找當時夏雨他們班的班主任，叫梁伯龍，因為我看過《陽光燦爛的日子》，就覺得夏雨讀的學校就是一個搞電影的地方。

見到梁老師，我說我寫了一個劇本，找你看一看，他說什么劇本？我說電影劇本，他說中央戲劇學院是研究戲劇的，你電影劇本應該去電影學院。

之后就去了電影學院，我一開始不敢進電影學院，因為電影學院門口站著穿制服的，其實是保安，我從那路過的時候以為是警察。

當時電影學院有一個老師，其實是師大的老師，叫張丹，他看了那個劇本告訴我，這還不能稱之為劇本，里邊有一些情節寫得挺生動，但是離一個真正規范性的，有起承轉合、開頭、發展、高潮、結尾的電影劇本，差距還是太大了。

他說你如果有時間，有興趣的話，來聽我的課。我說可以嗎？他說當然可以了，我的課都是大課，在階梯教室里面，你可以進來，其他的課我不知道讓不讓，但是我的課沒問題。

認識他之后開始到電影學院旁聽，那個時間完完全全是一個來京務工人員，既要打工生活，又對電影有興趣來旁聽。

同時特別有意思的是，2000年的時候，數碼時代來了，很多現在大家知道的作者，像楊荔娜、趙亮、吳文光，開始使用DV來拍紀錄片。當時很多民間的作者拿DV當筆一樣開始做記錄片，也有拿DV當電影來拍的。那個時候是特別活躍的，是數碼時代開始的一個階段。

那個時候也經常在實踐社（編者注：電影學院導演系楊超等人發起的民間電影組織）的沙龍參加活動，因為他們都是學校的研究生，當時吳文光他們都已經有很多作品了，我在那兒就是看片，聽他們聊。

實踐社在北京電影學院辦了第一屆國際影像展，后來被取締了，那次其實看到了幾個特別好的，像程耳的《犯罪分子》，還有一個動畫片叫《Talk》，特別好。

最震撼是看到了杜海濱在北京電影學院標放里面放的紀錄片《鐵路沿線》，就是DV拍的。當時受到極大的震撼，太好了，數碼這個東西太好了，一個人就可以做，你要真的有好的想法，好的題材，好的人物，就可以拍。

那屆影展的閉幕片是《站臺》，之后實踐社隔一個月、半個月，就會有人拍出作品，我們就在底下看，10來分鐘，或者更短的，其實那個時候實踐社里面很多人拍的是實驗片，我是一個看傳統電影長大的孩子，我根本就看不懂實驗片。

導演又坐在臺上翹著二郎腿，非常牛地在那聊他整個的表達什么的，都是電影學院或者央美那幫人，我看了很生氣，挺不憤的。我說我用腳拍都能拍明白，你們都拍不明白還坐那說。

耿軍

西郊賓館服務員和《燒烤》

剛到北京，有一段時間做推銷員，把身上的錢都花沒了，之后就去西郊賓館當客房服務員，鋪床單、刷馬桶那種，那個是96、97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服務員有一個好處，管住，試用期三個月，一個月240。這240干嗎用？買飯卡把吃解決掉，還有住。過了三個月你一個人管16間房，有時候12間，有時候8間。之后一個月能掙到900多，1000多。

96、97年的時候能掙到1200給家里人打電話還是很有底氣的。

冬天有暖氣，夏天有風扇，還有一個彩色電視機可以看《還珠格格》。我們是客房部，同時餐飲部的女孩子特別漂亮。西郊賓館又挨著五道口，五道口盜版特別發達，又有特別多酒吧，那時候汪峰剛出道，酒吧里能看到他演出。

五道口各個國家的人都有，能長見識；賓館又那么舒服，其實干起來不想走了。有的外國客人特別有禮貌，在枕頭上放小費。后來出了一個政策，賓館服務員盡量用北京郊區的，外地的合同工保留一部分。

我們當時不知道，帶了一批北京延慶的學徒，帶完學徒之后就把我們開除了，那會兒97年夏天，非常失落，賓館這么好的地方把我們開了，干什么呢？接著搞創作，寫點東西什么的。

賓館出來了之后又開了臺球廳，臺球廳賠錢，又去廣告公司、雜志社這些地方上班。做了兩年又去《北京晚報》，賣建材廣告，塑鋼、塑窗、建筑材料、櫥柜，滿北京跑，拉廣告，打電話，賣廣告。

那時候掙得挺多的，一個月能掙4、5000，2000年初的時候，既在廣告公司工作，又在電影學院蹭課。完全不上班是08年拍完《青年》的時候，到現在已經快10年了，成了所謂的自由職業者，實際上是無業人員。

2002年，我得了一場重病，肺結核，吐血，挺嚴重的。我說在北京沒有人能照顧，得了這個病之后身體就特別虛弱，那就回家吧。每天要30多片藥，對人體副作用很大，口渴的一塌糊涂，體力非常不好。

我以前不了解肺結核，回到家查了一下，那個時候這個國家肺結核的死亡人數是2000多萬。我嚇一跳，就感覺自己可能要完蛋，我說我怎么會這么倒霉。

《輕松+愉快》中的警察

患病期間在家里邊其實是很絕望的，覺得我肯定要死。2002年我都26了，我說我臨死前我得拍一個，就在家里邊寫了一個短的劇本。演員就是《青年》第一段里為情自殺的那個演員，他是我同學，叫李正民，我寫完之后找他來演，卻找不到攝影師。

這是我第一個短片，叫《山楂》，拍得特別差，得肺結核期間拍的，我找了兩個當地搞婚禮錄像的人，他們手上有DV機。之后我只要買DV帶，他們就能幫我拍，一天80塊錢。拍了一周的時間，拍完之后做后期可能花了1500。

做完《山楂》，肺結核也好了，就回到了北京，放給我身邊的文藝青年看，還沒敢給實踐社的人看，那幫人都是大師，不太敢往他們身邊靠。

楊超那個時候，穿一個大汗衫，背一個帽子，那個帽子是特別大一個斗笠，你不知道這個人是導演系的研究生還是江湖術士，侃侃而談，口才極好。

結果《山楂》受到了周邊人非常洶涌的批評，要內容沒內容，要形式沒形式，細節潦草。我受到重創，好不容易拍成短片，被人罵成這樣，以前光笑別人，這回別人笑話我，這是有因果報應的。

被嚴重批評之后，緩了差不多兩個月，就打算再拍一個比這個好一點的。

那個時候還在廣告公司上班，寫了一個劇本叫《小城之春夢》，寫得挺幽默的。BBS時代，就是在校園論壇上發貼，借一臺DV機，還真就借到了。

當時發完貼后就有人給我打電話，說你要借DV機？我說是，她說我可以借給你，然后我們就約到了麥當勞，來了一個小女孩。

女孩當時是在語言學院大二，她媽在平安賣保險。她過生日，她媽問她要什么，她說我要臺DV機，她媽媽一咬牙花了一萬七給她買了臺索尼的DV機。

她說我可以把這個借給你。我問她你不看我身份證，不寫一個條什么的？她說不用，我一看你就是一個干正事的人，然后就把DV機借了我。

然后過年回東北，拍了一天就放棄了。我把那個劇本寫大了，我一個人拿一臺DV機，控制不了。我想DV機都借了，過年也還不了人家，怎么辦？

過春節，幾個人在一起胡侃，聊各種有意思的事。聊著聊著有了幾個特別好玩的點，第二天我回家一下午就寫出來一個短片來，叫《散裝日記》，是一個36分鐘的片子，講我們東北小城市青年的困境，內容其實非?；恼Q。

那個東西做完之后，趕上2002年末，2003年初，有一個在世紀壇辦的比賽——首屆國際DV論壇，評委有張亞旋、張獻民、賈樟柯。

我把片子投過去，還真就入圍了，當時得獎的有韓杰、有應亮，有萬瑪才旦，還有我，我也得了一個獎。同時也認識了張獻民老師，他說看這個東西挺有意思的，你要是接下來有什么事需要問可以來電影學院找我。

跟這個行業沒關系的人，得了一個獎，對于一個26、27的小伙子來說是一個鼓勵。

那個時候還在廣告公司上班，同時出去拉廣告，做業務。得完獎不久，在《北京晨報》上看到一個新聞：

兩個進京務工的哥們要回家卻沒錢，把一個陪聊女給綁架了。陪聊女向親人和朋友求救，也沒弄到錢。其中一個綁匪還跟陪聊女發生了感情，這個綁匪報了警，后來一個被判八年，一個被判兩年。

我說這個挺好玩的，里邊有生存，有愛情，友情的決裂，我就去找張獻民老師，他說這個適合你，你寫出來拍吧。

其實劇本寫得很快，不到20天就寫完了。寫劇本的同時就已經確定誰來演了，他是后來在《青年》里演國慶的袁立國，當時他搞搖滾樂，鼓手。

另外一個演員也是鼓手，女演員是經?；靹〗M的群頭給推薦的，都沒有片酬，就是每天帶他們去飯館吃飯，拍完給買了過年回家的火車票。

2003年非典結束之后的年底，身上有7000塊錢存款，花了其中的5000拍了《燒烤》，在北京郊區拍了18天，然后大家回家過年。

《燒烤》后期也是蹭的，我那個剪輯師叫王耀治，在大鐘寺有一個后期公司，剪電視劇《生存》，一有空隙，他就讓我去剪《燒烤》。他的老板也特別好，覺得獨立創作應該支持。

剪了幾天之后我就直接搬到他的地下室跟他一起住，他一有空隙我就去剪，持續了差不多半年時間才把《燒烤》剪完。

這個過程里，張獻民老師帶著他的研究生去看，提意見，反反復復推敲了很多次。我的主演看完之后說咱們拍了一個非常沉悶的片子，我自己覺得越看越郁悶，當時也挺灰心喪氣的，我拍了一個悶片。

那個時候現象工作室特別活躍，突然有一天朱日坤、萬小剛他們給我打電話，說想在北師大放你的《燒烤》。我說別放了，片子拍的那個差。他說挺好的，放一下吧。

我說最好別放，他說你相信我，我們第一場做的是《鐵西區》，還會做很多特別棒的放映，想給你做一場，你也需要得到觀眾的反饋。

我說那去吧，我就帶著我的演員去了。北師大那個階梯教室能坐100多人，那天去了近300人。給我嚇壞了，來這么多人，水泥地縫都鉆不進去。

我跟我的主演就坐在觀眾第一排。開始放片子，放一會觀眾會樂一下，我說他們在嘲笑我。片子80多分鐘，我上了4、5次廁所，就是緊張。主演說，老耿，咱們片子其實不太悶，挺有意思的。得聚眾放大了看，在家里面看挺悶，在這里看不悶。

我在放映過程中一直以為在被嘲笑，放映后到臺上交流的時候，主持人就問觀眾，片子好不好看，觀眾說好看。后來放多了就逐漸找回了自信。

那個時候張獻民老師幫助推廣這個電影，拍第一個長片入圍法國南特和鹿特丹影展，是非常大的一個鼓勵。

同時又發行了DVD，DVD就賣了三萬五，因為后期是蹭的完全免費，最終制作成本也就5000。張獻民老師調侃說，你這個投入回收比已經7、8倍了。

第一部長片《燒烤》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

《燒烤》劇照

《燒烤》劇照

《青年》

《燒烤》拍完之后，那個時候是2004、2005年的時候，每年在北京打工，回家，廣告公司的業務工作沒那么嚴謹，放假七天，但是我每年回家會呆一個多月。

回去之后你會發現，身邊的朋友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小時候一起長大的好幾個人都死了。有的為了愛情服藥自殺了，有的為了友情喝點酒出去跟人干仗干殘了，想多掙點錢從建筑工地摔下來腦袋開了。

所以《青年》里幾組故事全都是真的，人物都有原型，是我身邊的人，有同學，有鄰居。他們出事的時候我不在身邊，我在北京，那個時候還是書信時代，朋友打電話，寫信，就會提這些事。

回家一個多月時間有時候在做調研，喝完酒大家就會聊這些——死的那一刻，醫院搶救不過來、兩個家庭的矛盾、死后鬧、在葬禮上發現假錢什么的。

死的有我們家鄰居，都是一起長大的。這些人在人生最壯烈的青年階段就死了，當時內心還是有很大的創傷，就寫了這個劇本。

劇本寫了七個月，寫完就有一個制片人看了，他從英國留學回來，看了之后特別喜歡，他說那我們就找1000多萬拍成《孔雀》那樣特別有質量的東西。

這個人折騰半年多，并沒有找到錢，因為這個東西審查挺難的，調子太灰，張獻民老師說你這個劇本放到美國可能都審不過。

我當時也不太理解。首先，調子灰；二是里面臟話太多。后來拍攝前我的演員還問我，哥，真的要說臟話嗎？我說就是要說臟話，就是要像你們平時說話一樣。

他說這樣在電影里面不好吧？完了我就給他們看《猜火車》這樣的電影。

我說你們看一看，電影說臟話是沒問題的，只不過我們這邊的影視作品把這些都過濾掉了。我說我這個作品不過濾，后來他們就按照我那個劇本的方式，把臟話全保留了。

那個制片人找了半年多沒找著錢，張獻民就說得特別實在，他說如果《燒烤》是第一個臺階的話，《青年》是第二個臺階；而不是《燒烤》是第一個臺階，《青年》是坐了電梯上了18層。所以，你還是用最簡約的方式來拍。

2005年末，2006年初，張獻民老師買了一臺小高清，買了錄音機、話筒，我們接近10個人的拍攝團隊，2006年2月14日開機，先拍的是國慶的那個雪景段落。

因為要跨季，里面有幾個演員是學校的老師，放暑假才有時間，我又暑期拍了40天，把其他段落拍完。

06年剪到07年覺得有些地方拍得不太好，07年夏天又補拍了10天，其實整個做完都已經08年了。跨度兩年半，花盡了我所有的錢，家里還貼補了接近2萬塊錢?！肚嗄辍肥俏艺麄€身心最投入，也是制作周期最長的一個電影。

做《青年》這兩年里我還在廣告公司上班，有的時候做后期要熬夜，熬夜第二天早上起來去廣告公司上班其實是恍惚的，走路要扶著墻。我怕車給我撞著，車如果撞著我的話，這個片就完不成了，有這樣的心理暗示。

做完《青年》是2008年，2008年之后才不在廣告公司上班。那時候廣告公司上班做的就是《京華時報》和《北京晚報》的那個建材廣告。

因為廣告客戶你只要談下來，他是固定的，定期投放，你的收入就會比較穩定，每月四、五千，那時候租房子也便宜，兩居才1000多塊錢，生活上沒有壓力。

拍了這么多年終于拍得像一個電影了

我每年回東北都帶著攝影機，拍身邊熟悉的人，還有我感興趣的手藝人，吹嗩吶的；還有我的同學，他們在當地的生活，我覺得挺值得拍的。

同時也在拍我的一個好朋友，張稀稀，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同時又是一個口語詩人。當時沈浩波、尹麗川、楊黎這撥，他們叫下半身詩歌群落，他是其中一員。

陸陸續續拍他，拍了有兩年多的時間，就做了一個紀錄片《詩與病的旅程》，這是我作品里唯一一個紀錄片。

這些人物同時能夠非常直接地刺激到我，像我拍張稀稀的同時也拍我一個同學，他在酒桌上就說了一段非常失落的話，他說太難混了，如果我有30個朋友，我一個朋友家一個月去一次，我這一個月吃飯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仔細數了一下沒有那么多朋友。

這些直接用到了《錘子鐮刀》里，這些臺詞，這種人生觀，對我創作都有影響。

其實在我小的時候一直到20歲，我們那兒資源、經濟什么的，還是挺不錯的。經過了十幾二十年的變化，那里的經濟、能源這些東西都完蛋了。以前那種非常興盛的工業時代過去了，森林被采伐的差不多了，煤礦被挖的差不多了，當地的經濟衰敗的一塌糊涂。

人口流失更嚴重。以前會有很多四川和河南人過來打工，衰落了之后，本地人都沒有工作了，打工的也不再來了，就是樹挪死，人挪活。有學歷的有能力的都選擇去更好的地方生存，我們那就變得很凋敝了。

我電影里邊的工礦都已經停了，無度開采，很多居民區其實是塌陷區，底下是空的，已經不能住人，所以被拆遷，被搬到樓房區，同時又有平房區的改造，以前一些人口興盛的地方都荒廢了。

所以，這些都會觸動我來寫《錘子鐮刀》和《輕松+愉快》。

《錘子鐮刀都休息》和《輕松+愉快》的場景里為什么看不到人？實際上我們制片人沒有那個能力把人都給趕走，我們只不過選擇了在沒人的時刻來拍。

《輕松+愉快》里面的假和尚，其實在生活里面，這種事遇到過太多了。假和尚賣佛牌、修繕寺廟騙錢等等，這是一個佛教衰落的時代。在我們這片土地上，所謂的興盛，其實是商業興盛，商業佛教。

我們那的寺廟后邊都是有大財團的，是他們的買賣。我的電影是帶著批判性的眼光來看這件事。

《輕松+愉快》賣佛牌騙錢的假和尚

《錘子鐮刀都休息》信仰基督教的“傻子”

《錘子鐮刀》和《輕松+愉快》里面信仰信基督教那個“傻子”是我的表弟，是我姨家的孩子。他因為小的時候得病，導致長相弱智和口齒不清，大家會拿他當傻子；

但他不是傻子，圣經他完全能看懂，所以他有一大段時間在基督教會工作，幫人掃地，打零工，教會里面有很多特別有愛心樂意幫助的人給了他很多溫暖。

這個人物有我自己的主觀用意，我對宗教信仰的體會是含糊的，但對我來說，有信仰比沒有信仰強。

因為那種小地方，佛教非常興盛，佛教是有門檻的，需要花錢，買香才能去信佛。基督教會是沒有門檻的，對所有窮人都是接納的。

在我的電影里邊，想用這個人物來表達宗教信仰在當地的狀況。

《燒烤》和《青年》時代的拍攝方式跟《錘子鐮刀都休息》差距特別大，那個時候是一臺DV或者小高清，跟著演員走，演員怎么演，攝影機就怎么走，演員怎么演舒服，攝影機就跟他到哪。

到了《錘子鐮刀都休息》的時候，已經變了，變成攝影機在哪，演員要跟著走位。

我一開始是想用自己最容易駕馭的方式來做，劇本寫完之后，《錘子鐮刀都休息》的制片人許飛雪對我之前的影像不滿意，他說有點糙，說你能不能拍得像個電影一樣。

我說我手上有機器，有一臺DV，他說我給你找好一點的機器，佳能的C300，攝影頭都給你配好。我們就用完全固定鏡頭的方式，拍攝《錘子鐮刀都休息》，拍完之后每天回去看回放的時候，許飛雪就特別滿意，他說你看，拍了這么多年終于拍得像一個電影了。

其實現在對電影的定義這么寬泛，怎么拍都可以，仍然可以拿著DV用手持方式來拍，或者更簡潔的方式都可以。制片人許飛雪的定義是傳統電影里的工藝標準。

《錘子鐮刀》對我來說，個人創作進入了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現實主義階段，第二個階段我自己叫荒誕現實主義。

以前我拍東北，有春夏秋冬，現在主要拍冬天，我覺得樹是綠的時候，跟其他的地方有點分不清。在東北華北還是其它地區，建筑的概貌差不多。東北還是冬天視覺部分最好看，也符合我追求的這種荒廢、凋零的感覺。

《輕松+愉快》劇照

現在新片《輕松+愉快》也在銷售過程中，在圣丹斯主要是參賽，亞馬遜在北美的網絡電視，所有入圍的片子都會收購，當然有的不賣，有的賣，獲獎的還稍微貴一點，所以北美網絡那塊賣給了亞馬遜。

我生活來源主要是拍廣告和宣傳片，電影只有《燒烤》和《錘子鐮刀都休息》是有回收的，所以我不覺得自己算職業導演，一直到現在，導演這個詞對于我來說都有點尷尬；

導演是個動詞，你在現場拍的時候你是導演，平時叫導演對我來說有點像官稱，有點像叫你處長、科長，像職業稱呼，有隱約被尊重的感覺，但其實我是非常不適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