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娛樂專稿（胖部/文）真實案件改編，成為年底懸疑熱的一個討論重點。

一邊是《我是刑警》，不但是近來熱度口碑不錯的懸疑罪案題材劇，更是一部由真實刑偵大案串聯起來、講述國內刑偵發展史的行業劇。

獵罪圖鑒2》則走出了一條強戲劇化、強話題性的改編思路，有不少評論指出其中涉及到了包括俄羅斯藍鯨游戲案、陜西渭南“野孩子”少年盜竊案以及某高校十八驢友事件等社會新聞、案件，基本做到每個案件都有原型。

其帶來的改編效果是清晰可見的。

真實案件或事件改編能夠帶來的，首先是故事本身的邏輯性和完整性，案件原型可以為編劇們提供較多參考，甚至如果案件已經不再敏感還可以直接呈現，如《我是刑警》中的案件都有著極高的還原度，讓觀眾能感受其帶來的真實感沖擊。

其次，大部分被用來改編的案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傳播屬性，且已經帶動過社會話題，才會吸引行業的改編興趣。而作品開播后，這種傳播屬性會進一步放大，并實現劇集相關討論到播放熱度的轉化。

其實需要指出，真實案件改編并非什么新鮮事物。在21世紀初前后曾出現了大批寫實類涉案劇，包括《中國刑偵第1案》《紅蜘蛛》《命案十三宗》等代表作；包括許多人的童年回憶《重案六組》，80%的案件都有現實原型。

但在當時，這些傾向于寫實的內容，整體出現了制作粗糙、格調不高、過分獵奇的問題，不僅少有能升華價值主題的作品，甚至還有對警方破案過程呈現過細的情況發生，此類內容后來被叫停。

不過，不難看到這種寫實類內容的市場優勢，案件本身的呈現是具有獵奇性的，其敘事張力也是虛構人物和故事很難匹敵的。只不過，要如何在這種粗糲生猛的質感基礎上，添加更具故事性、藝術性的內容，以及相應的價值表達，是滿足當下市場的必然需求。

而《我是刑警》《獵罪圖鑒2》兩部劇截然不同的改編思路，其實也指向了兩種改編需求和傾向性。

《我是刑警》實則實現了對以往寫實類涉案劇的回歸，只是在全劇的價值提煉上，比以往單純獵奇要高出不止一籌，無論是從刑偵發展歷程的真實刻畫，還是全景展示刑警群體的悲喜、艱難與責任，都有讓人動容的一面。

而《獵罪圖鑒》系列則延續了過去幾年中，懸疑罪案劇與現實主義題材深度結合的模式，通過融合強社會話題的事件，來激活社交平臺討論。只是區別在于，通過“畫像師”這個刑偵領域的特殊職業，打開了職業敘事的新空間，提升了觀看的新鮮感。

客觀來說，兩部劇在案件設計、懸疑設謎上，基于真實事件的改編都實現了不錯的完成度。但也需要看到，兩部劇的相關爭議，都出現在如何進行藝術加工上。

一部劇除了基本的“講故事”之外，能夠提供給觀眾的價值，就是響應觀眾心理的情緒價值，和具有代入感的魅力人物。這也是在通過真實案件改編優化了故事之后，懸疑罪案劇需要進行的“升級”。

但《我是刑警》的人物設計成為主要的爭議點，武老師、秦川等主要人物相對流于功能性，甚至因為人物設計的問題，讓觀眾對演員表現出現了一些質疑；而聚焦兩代警員之間的傳幫帶關系，則因為家庭情感戲份較多，甚至存在一定的過分煽情，影響了破案劇情的表現。

《獵罪圖鑒2》的問題同樣在于，為了追求人物設定的新鮮感，進一步放大了主角沈翊作為畫像師的“神奇”，不但承包了破案的大部分環節，甚至開啟了為犯罪者“畫心”的主角光環；而相應的，該劇在懸疑上的占比會遭到擠壓，甚至缺乏必要的邏輯。

現如今，繼續靠照搬還原真實案件、打造紀錄片式破案劇，顯然已經不再符合觀眾的需求。但如何進行戲劇化加工，對典型案例和事件進行融合，更要保證真實案件改編的落地感與沖擊感，對劇本和制作能力依然有比較高的要求。

在故事性和價值性之外，真實案件改編也需要考慮到社會性問題。

近期，就出現了“南大碎尸案”被害人家屬在網上公開向演員張譯發文，表示后者主演的劇集《他是誰》中 “余愛芹案”與“南大碎尸案”高度相似，卻虛構了死者私生活尤其是婚外情等劇情，對家屬造成了巨大傷害，要求停止對逝者的惡意消費，希望出品方能夠下架并道歉。

雖然按照《著作權法》，客觀事實不受版權保護；按照原型人物事件改編的作品，也沒有硬性規定需要獲得原型授權。

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多時候制片方還是會盡可能獲得原型人物或親屬的許可，也會避免爭議性劇情的出現，如今也基本避免炒作“真人真事”的噱頭；包括在改編方向上，能否以主流價值觀對事件進行正確解讀，并獲得大多數觀眾的共鳴，同樣是履行社會價值的重要表現。

這當然存在商業考量，但更是創作者社會責任感的體現。放在懸疑劇的真實案件改編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創作原則。

而在劇集類型題材鈍感日益增強、行業尋求內容突破的當下，結合真實案件或事件的思路，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紓解內容靈感源頭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對近幾年同類作品成敗要素的分析，值得從業者當作功課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