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書童
不久前,臺灣學者曾仕強先生安詳辭世,享年84歲。
曾仕強一生為教,先后著述《易經的奧秘》《易經的智慧》《道德經的奧秘》《胡雪巖的啟示》等數十部著作,尤其以“中國式管理”的理論著稱。
在大陸,曾仕強因為于央視“百家講壇”主講《易經》為公眾熟知。
當時的一些中國人覺得,《易經》是一部算命的書、是封建迷信,在不少人眼里看來是“文化糟粕”。
曾仕強通過講座為普通人闡釋了這部中華文化和哲學思想總源頭的經典,引起很大的反響,從而成為第一位登上 “百家講壇”的臺灣學者。
雖然相繼在《易經》、《道德經》等文化經典有所解讀,但是曾仕強身上最顯著的標簽還是全球華人中國式管理第一人。
那么,何謂中國式管理呢?按照百度百科的概念,是指以中國管理哲學來妥善運用西方現代管理科學,并充分考慮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以心理行為特性,以達成更為良好的管理效果。
曾仕強并沒有對這個中國式管理作出最標準的定義,大體可以理解為將中國哲學應用于企業的管理運營,曾強調這個概念最大的貢獻主要在管理思想、管理觀念。
稍微讀過管理學基礎知識的人就會知道,管理的定義是在特定的環境下,通過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創新等職能,對組織的人、財、物、信息等相關資源進行合理分配、整合以達到組織預期目標的動態過程。
按照這個說法,管理應該不分民族、國界、種族、性別,只要涉及到組織一群人有效達成目標,這門學問便具備普適性。
正是因為無差別,當我們打開國門,引入并學習西方科技和管理才讓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如此高的成就。
從這個角度來看,沒有什么中國式管理,自然也不存在美國式管理,或者英國式管理。
不過管理學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畢竟管理過程涉及不同經歷、個性、能力的人,這自然需要了解這些人所處的民族、文化、風俗、思想、環境。
而中國傳統哲學經過上千年的發展自然在管理中有所裨益,因此這樣來看,中國式管理似乎又能講通。
尤其面對中國人固有的“國民性”或者說“劣根性”,從理論而言,中國哲學必然可以在管理中有所作為。
而曾仕強正是看中了這個痛點從而推出“中國式管理”,他也被一些人譽為“中國式管理之父”,帶著好奇心和學習的態度,我研讀了不少曾的著述。
翻閱大量材料,心中五味雜陳——曾好像講了很多東西,但是仔細琢磨好像什么也沒說,突然想起從小看過的心靈雞湯,小時候看著很興奮,實際上卻無法應用。
為何會如此?一言以蔽之,心靈雞湯都是正確的廢話!而曾仕強所謂的中國式管理不正是管理學的“心靈雞湯“。
中國向來重倫理、重政治,但是缺乏實證和邏輯,因此美好的理想經常因為缺乏方法論而變成莫名其妙的臆想。
就像中國關于“大同“社會有句名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為公自然是美好的愿望,可是怎么實現這個大道呢?不知道!
中國文化存在有理論、無方法的毛病,而曾仕強扎根于中國哲學的理論必然難以獨善其身,自覺或者不自覺得走入這樣的迷魂陣,筆者從網上找了一些曾仕強的名言和管理思想——
中國人不能管,只能理。采取無為的執行過程,才能大有為。組織的功能,在聚合安人的力量,協同一致。天底下情緒最大的是中國人,中國人又是最善于情緒管理的人。(外國人一切按規矩辦事,很少有情緒)。美國式管理的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日本式管理的哲學基礎是集體主義,中國式管理則是我們常用的交互主義。西方人講能力,中國人不講能力。我們講本事,有能力沒有本事的人遲早是個問題人物。什么叫本事?有能力還要加上受到大家的歡迎才叫本事。
這里就不再粘貼了,如果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從網上自行查找。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仔細咀嚼這些語言,這些不都是”正確的廢話“嗎?所謂的“管理思想“要么是玩弄文字游戲,要么是將傳統觀念重新闡釋。
最要緊的是曾的所有理論都是一鱗半爪,沒有系統而全方位的體系架構,更缺乏實戰和實踐的操作性,因此縱然聽起來正確,要是讓企業管理者應用,真是無從下手。
因此,曾的學問一如中國玄學,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就比如2004年3月,曾仕強在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做管理培訓,提出“中國式管理之六字真訣”——
兩難——凡事都是相對的,有一些矛盾;兼顧——把矛盾統一起來,合起來想;合理——尋找此時此地的合理決策。
是不是好像很有道理,我看了之后也很佩服,但是哲學本身就比較懸乎,企業主要就是要形成組織執行力,思想共識自然要簡單清晰,稀里糊涂的概念顯然有點背道而馳。
所以,你要是說他說的不對?那絕對是睜眼說瞎話!你要是覺得他說的對?可是知道這些大話,于你到底有何用。
有時候,國人太喜歡把一些概念添加上中國國情,好像什么都需要有個中國特色。
但是實際上,許多事我們與別人沒有什么不同,不論是政治體制、經濟政策還是民族特性,一味強調國情只是愚人愚己的障眼法。
既然這些,那么為什么曾仕強還是得到這么多國人的歡迎?他的中國式管理到底是真學問還是偽命題,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認識:
一、中國傳統都是應試教育;
在我國,老一輩受到各種運動洗禮沒什么文化,下一代為了改變命運舉家上下全力考試,因此對于曾經的”四舊“自然無人問津。
這時,有一個出現告訴你,”這些不是四舊,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寶貝“,然后用自己的人生經歷繪聲繪色地給你闡釋了父母從未教過你的處事哲理。
尤其在這樣一個重人情、講關系的社會中的如何圓融的為人處世,如何和領導同事保持良好關系,如何在人生的重要抉擇取舍,你怎么能不醍醐灌頂,感恩戴德。
何況,如果真的讓一個人讀《易經》《道德經》,大多數人都覺得古文晦澀,難以讀懂,更別提汲取其中的智慧。
所以,從這方面而言,喜歡曾講述的要么是沒有讀過多少古代經典的學生,要么是沒有時間了解傳統文化的管理者。
二、國學熱的興起和重新被重視;
自從鴉片戰爭中華民族飽受屈辱,經過經濟、政治改革的失敗,中國人從文化中找到源頭。
因此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華民族就開始了”打倒孔店,高揚科學民主“的歷史浪潮,到了文革時期達到了最高潮。
在歷史車輪的碾壓下,吊軌的是我們在持久反對”全盤西化“的呼聲中,實現了從衣食住行到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全盤西化。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在西方意識形態和經濟文化的巨大影響下,一方面中國經濟國力前所未有的強盛,另一方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逐漸得到了價值重估。
此時此刻,中國太需要文化自信和民族復興,”國學熱“在社會也迎來了一波波積極而廣泛的共識和影響。
而講經典、學經典自然成為舉國上下喜聞樂見的文化盛事,因此以易中天、于丹、曾仕強等人應運而生。
這些人認為中國經濟強大了、國際地位也提高了,需要文化方面的建樹甚至輸出,他們熟讀經典、出口成章,于是借用古代文化術語,簡單粗暴地炮制了一顆顆“中體西用”的糖衣炮彈。
曾仕強在其中自然是很顯著的,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與管理的融合除了曾講的易經,也包括翟鴻燊講的鬼谷子。
他們粉墨登場在諸子百家的文化園地各領風騷,將中國哲學的智慧巧妙地和企業管理結合,倒也能夠自圓其說,但是實際上大多只不過紙上談兵。
仔細分析用曾仕強中國傳統文化指導經營管理的企業,據傳包括蒙牛、海底撈等知名企業,都屬于勞動密集型。
這些企業希望依靠傳統文化中的“愛與忠誠”等底層價值和簡單口號團結普通員工,但是如果是技術密集型的企業,筆者從未聽聞BAT哪家公司需要用傳統價值觀大規模為員工洗腦?
其實提及中國式管理,真正處在這種全球化轉型過程中的企業家才能真正抓住其中的命門,比如海爾集團的張瑞敏寫的“中國式管理的三個終極難題”。
他提出的三個問題至今振聾發聵,第一個是怎么樣做適應中國國情的管理;第二,在信息化時代怎樣做管理上的創新;第三,海爾自己在商業模式創新上的探索。
文章提及很多思考,但是核心是如何讓中國企業更好地創新以參加國際化浪潮的競爭,這才是中國式管理的真正探索。
而不是簡單地應用所謂中國傳統經典或者引用幾句古代名句就實現了中國式管理。
正如西方諺語所言,“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讓管理回歸管理,讓經典回歸經典,將兩者混為一談創造出所謂的”中國式管理“,既對管理沒有多少幫助,也對經典有所誤解。
如果中國哲學思想真的那么有效,活在古代的那些飽讀詩書經典的士子學人難道都能成為優秀的管理者?顯然不可能。
所以,傳承民族中經典的哲學和思想沒有錯,中國一直講究”內圣外王“,我們毫不懷疑中國古老哲學對于未來企業管理發生的作用,但是功利化地將所謂中國哲學的只言片語生搬硬套地應用于企業管理,豈不可笑。
話已至此,所謂的中國式管理的確誤似乎也呼之欲出,那么最后曾仕強先生到底如何蓋棺定論,公正的評價一個人很難,知乎上就有人問,“如何評價曾仕強?”
正面的回答:在初中的時候很有幸接觸了曾的講課視頻,從此腦子開了竅。這不是知識的灌輸,而是智慧的點播,真的有一種好像“想通了”的感覺。負面的回答:曾就是依據自己的真假人生經歷跟書本知識,在大眾面前大談智慧、道理,其目的也就是哄騙 小孩兜兜里的錢罷。
有一個回答很值得玩味,“知乎知乎是講知識的地方,而曾老是講智慧的,你問錯了地方!”
這句話既可以理解為對曾仕強的高級黑,言下之意他講的東西沒什么知識含金量,當然也可以理解為曾仕強是有大智慧的人,畢竟讀了那么多經典。
智慧本就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東西,針對曾仕強的言談,不論有無道理,只要從中有所收獲和感悟,我想這個學習的過程終究是好的。
論述這些,并沒有任何苛求或者懷疑一位學富五車老先生的成績,但是冠以國學大師、中國式管理大師未免言過其實。
如果冷靜地思考一下,曾仕強是否在思想方面新的論著?曾仕強是否在國學發面有什么不同的見解?曾仕強是否在管理學上是否有整套的理論?
好像都沒有!他有的只是豐富的人生閱歷、圓融的處事哲學、誨人不倦的育人,從商業講,他是成功的。
曾經以78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5位足以證明其成功,但是商業上的成功并不足以說明他理論上的建樹。
曾仕強本人沒有什么個人傳記,網上也很少關于他人生經歷的介紹,從各種資料可以看出他一生所長、一生所傾注還是為人老師。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在八十余年的歲月中,他傾心中西管理對比研究,為傳統中國傳統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講解,也為無數不求甚解又愛好知識的人帶來了豐富的精神食糧。
因此,當他要離開之際,我們致敬他、感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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