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某中學教師“被丈夫實名舉報出軌16歲學生”事件屢登熱搜。2月20日，有教育界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相關條例明確禁止教職工與學生發生戀愛關系、性關系。該教育界人士表示，發生“師生戀”，老師必須擔責。教育專家稱師生戀老師必須擔責校方對于教師的“師生戀”問題要保持高度警惕，學校要加強對教師日常的管理和監督，防患于未然。

高校“紅七條”應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師生戀

筆者認為，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有必要立足于我國傳統文化和實際國情，慎重審視和梳理現代大學校園內的師生倫理新關系，對其作出詳細的定義和規范，出臺相關措施和管理辦法。

從文化傳統上講，中國自古就是尊師重教的國度，有“學高為師，身正為范”道統思想，更甚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倫理觀念。正是這些深入人心的文化，使得教師成為崇高和神圣的職業，對教師的師德也有更高的期許和要求。

教育部響應號召，隨即出臺《關于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劃出對高校教師具有警示教育意義的師德禁行行為“紅七條”。第七條明確規定：“嚴禁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以及其他違反高校教師職業道德的行為?！惫P者認為，“紅七條”對于規范現代大學制度下的高校師生倫理關系，建設高校教師師德具有里程碑意義。

高校“紅七條”的推出正當其時，尤其是第七條，為建立高校師生正常倫理關系畫定圈子，立下規矩。在此，筆者還想從執行層面上對第七條提出具體建議：

一方面，要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高校師生戀。

一種觀點認為，高校師生都是成年人，不存在身份問題，師生之間自由戀愛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中國的文化傳統對高校的師生發生超越師生的其他形式關系，持贊許或者包容的態度。上溯到民國時代，更有魯迅和許廣平、瞿秋白和楊之華、沈從文和張兆和等為代表的師生相愛并結為夫妻的文壇佳話。2014年，媒體曾報道吉林某大學一大四學生在球場向戀愛3年的大學老師求婚成功，輿論一片支持和贊美之聲。

實際上，從倫理學角度審視，高校師生之間除了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傳道授業解惑等基本關系外，在現代大學體制下，師生之間發生情感甚至性關系，在師生倫理關系中變得越來越敏感。由于其較難界定，不易規范，難以處理，因此在人們的認識上形成模糊地帶，也引起了較大爭議。

在筆者看來，在校大學生雖已成人，但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仍處在關鍵的形成期，心智并未完全成熟，師生戀很難是純粹的愛情。重要的是，高校師生之間的角色并不平等，存在著管理、權力、利益等方面的關系，即使師生是純潔的感情關系，這種關系也會破壞公平競爭，不符合現代大學制度的利益回避原則。

禁止師生戀，也符合基本的職業道德原則。像醫生和病人之間、律師和客戶之間、牧師和教堂成員之間不能談戀愛或有兩性關系那樣，師生關系的要求也應該向這些職業看齊。這意味著選擇教師作為職業，就應當放棄某些方面的自由。

另一方面，強化高校師生倫理關系的監督和管理，對碰觸紅線者加強執紀問責。根據筆者觀察，近些年相關單位對曝出的桃色事件和性丑聞的處理，存在過度的寬縱。事情曝出后，往往拔出蘿卜帶起泥，伴隨著學術不端、經費挪用等其他病灶，涉事單位在處理上，把情感和性關系這類問題歸為私德，重視不夠，往往是板子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尤其是有些涉案人，在學術上有一定造詣，有頭銜和帽子，當事單位更以愛惜人才、人才難得等為借口，在處理上大事化小，息事寧人。更甚者，某些當事人通過換個單位，得以繼續留在教師隊伍，絲毫不受影響。

此外，相關問責手段不夠明確具體。從網上曝出的若干事件的處理結果可以看出，對師生不正當關系的處理和懲戒，很難找到相關的依據和清晰的說明，即使是紅七條也沒有給出具體的懲戒辦法和措施;學生作為弱勢，事情發生后難以找到有效的投訴渠道和部門，利益無法得到保護，最終只能無奈地付諸網絡揭發，形成輿論漩渦，這也說明部分單位的紀律監察單位監督責任不到位，執紀失之于軟。

我國的高等教育正處在全面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針對如何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不少大學正在起草制定大學章程。筆者在此呼吁，不妨從對待規范和重構高校師生倫理入手，認真思考和梳理如何在現代大學制度下建立健康良好的師生關系，統一思想和認識，對近些年頻發的校園桃色丑聞，提高重視程度，加大處理和懲戒力度。通過建章立制，預防為先，清風正氣，進一步凈化校園氛圍，為學生健康成長創造干凈環境，為青年人才培養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