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日的講話規章制度是一個問題，借此為例，講一講思想方法問題——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國際方面，要和蘇聯、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和各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友好，講國際主義，學習蘇聯及其他外國的長處，這是一個原則。但是學習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獨創精神，學習應和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 就是缺乏獨創精神。我黨從建黨時期到北伐時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雖有陳獨秀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資產階級思想，但比較生動活潑。十月革命勝利后的第三年， 我們建了黨，參加黨的人都是參加“五四”運動和受其影響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寧在世，階級斗爭很尖銳，斯大林尚未上臺，他們也是生動活潑的。陳獨秀主義來源于國外社會民主黨和國內資產階級。這個時期，雖發生了陳獨秀主義的錯誤，一般說沒有教條主義。內戰時期到遵義會議(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國黨發生了三次“左” 傾路線，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厲害，當時蘇聯反托派勝利了，在理論上又戰勝了德波林學派，中國“左”傾機會主義者差不多都是在蘇聯受到影響的，當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條主義者。當時在蘇聯的許多人當中，有些人是教條主義，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聯系實際，有些人不聯系實際，只看外國。

加上斯大林的統治開始鞏固(大鞏固是在肅反后);共產國際當時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諾維也夫，東方部長是庫西寧，遠東部長是米夫。米夫的作用大了，這些條件使教條主義得以形成，有些中國同志也受到影響，“左”傾 在知識青年中也有。當時王明等搞了個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幾百人在蘇聯學習，為什么只有二十八個半呢?就是他們“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縮小了黨的圈子。中國的教條主義有中國的特色，表現在戰爭中，表現在富農問題上，因為富農人數很少，決定原則上不動，向農民讓步。但是“左”派不贊成，他們主張“富 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結果地主沒有飯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綠色游擊隊。在資產階級問題上，他們主張一概打倒，不僅政治上消滅，經濟上也消滅，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對帝國主義也不加分析，認為是鐵板一塊，不可分割，都支持國民黨。全國解放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經濟工作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計劃工作、銀行工作、統計工作，特別是重工業和計劃方面，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

統計工作幾乎是抄蘇聯的;教育方面也相當厲害，例如五分制，小學五年一貫制等，甚至不考慮解放區的教育經驗。衛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不能吃雞湯，因蘇聯有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后來又說能吃。不管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了，都奉行?？傊?，是蘇聯第一。商業少些，因中央接觸較多，批轉文件較多，輕工業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因為中央直接抓，中央這幾年主要抓革命和農業，商業也抓了一點。教條主義的情況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較，找原因:一、重工業的設計、施工、安裝自己都不行，沒有經驗，中國沒有專家，部長是外行，只好抄外國的，抄了也不會鑒別。而且還要借蘇聯的經驗和蘇聯專家，破中國的舊專家的資產階級思想，蘇聯的設計用到中國大部分正確，一部分不正確，是硬搬。二、我們對整個經濟情況不了解，對蘇聯和中國的經濟情況的不同更不了解， 只好盲目服從?，F在情況變了，大企業的設計施工，一般說來，可以自己搞了; 設備，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對蘇聯、對中國的情況，都有些了解了。三、在精神上沒有壓力了，因為破除了迷信。菩薩比人大好幾倍，是為了嚇人，戲臺上的英雄豪杰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時蘇聯的精神壓力，馬列主義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

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 些人屈服于這種壓力，要打倒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 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于個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我們黨在歷史上就是強調個人作用和集體領導相結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干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斯大林很欣賞高崗， 專送一輛汽車，高崗每年“八一五”都給斯大林打賀電，現在各省也有這樣的例子;是江華獨裁，還是沙文漢獨裁?廣東、內蒙、新疆、青海、甘肅、 安徽、山東等地都發生過這樣的問題，你不要以為天下太平，時局是不穩定的， “腳踏實地”是踏不穩的，有一天大陸會下沉，太平洋會變成陸地，我們就得搬家。

輕微的地震是經常會有的，高饒事件是八級地震......四、忘記了歷史經驗教訓，不懂得比較法，不懂得樹立對立面。我昨天已經講過，對許多規章制度，我們許多同志不去設想有沒有另外一種方案，擇其合乎中國情況者應用，不合適者，另擬。也不作分析，不動腦筋，不加比較。過去我們反對教條主義，他們的《布爾什維克》刊物把自己說成百分之百的正確， 自己吹噓自己，其辦法是。攻其一點或幾點，不及其余，《實話報》攻擊中央蘇區五大錯誤，不講一條好處。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有我們的一套內容?！墩撌箨P系》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國防費在和平時期要少，行政費任何時期都要少。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他們不掛像，我們掛像。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于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要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

還有兩塊“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不準第三個國的人住在那里，現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們的同志認識到，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樣迷信。對蘇聯經驗，一切好的應該接受，不好的應拒絕?，F 在我們已學會了一些本領，對蘇聯有了些了解，對自己也了解了。一九五七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了工、 農業同時并舉，工業化的道路，合作化、節育等問題。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全民整風、反右派，群眾性的對我們工作的批評，對人民思想的啟發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寧、成都開了三次會。會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見，開動腦筋，總結八年的經驗，對思想有很大啟發，南寧會議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國務院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可以改，而且應當改。一個辦法是和群眾見面，一個辦法是搞大字報。另一個問題是地方分權，現在已經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同時存在，能集則集，能分則分，這是去年三中全會后定下來的。分權當然不能是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在社會主義之前是進步的，到社會主義時期是反動。蘇聯俄羅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數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國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數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國。

中國的革命是違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勝利的，假洋鬼子“不許革命”?！捌叽蟆碧岢龇攀职l動群眾，壯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國。與王明的爭論，從一九三七年開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為止，我們提十大綱領，王明提六十綱領。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國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們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說是假的，我們不辯護，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墒堑轿覀兲岢觥罢_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我們講，他們不講，還說我們是搞自由主義，好像又是不真了。這個報告公布后，紐約時報全文登載，并發表了文章說是“中國自由化”。資產階級要滅亡，見了蘆葦當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也不是沒有見解的人，如杜勒斯聽到我們的文章，說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結論:中國壞透了，蘇聯還好些。但當時蘇聯看不清，給我們一個照會，怕我們向右轉。反右派一起，當然“自由化”沒有了?？傊韭肪€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葉不同。各國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蘇聯強調一致，不講矛盾，特別是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