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頭條文章發的內容是中國律法制度的演變，限于篇幅有些話題沒講完，就補充在這里好了，這些話題包括但不限于“法”和“律”有什么區別，“法家”到底算不算跟“法制”和“依法治國”有關系，等等等等。

當然，這幾個問題當中首先要需要解決的是“法”和“律”的區別，雖然在當下的語境中，“法律”是一個很常見的詞，“法”和“律”也經常被混為一談，但是在很多時候還是不一樣的，最明顯的，“律師”就不能叫“法師”，此話雖有調侃，但也很顯著地提示了二者不同，而倘若我們留意中國古代的那些“法律”，會發現幾乎所有的這些“法律”都是XX律，比如隋朝時期的《開皇律》，唐朝時期的《唐律疏議》，明朝時期的《大明律》，等等等等。

如此眾多的朝代都選擇了“律”而不是“法”，絕非偶然，至少僅僅從文字上講，中國古代的漫長歲月是以律治國，而非依法治國，從這個意義上講，弄清楚“法”和“律”的區別非常重要。

◇ 獬豸

“法”的最早來源可以追溯到中國上古時期的神獸“灋”，另有稱呼獬豸，根據傳說，“灋”頭頂有一角，能辨別曲直，在審理案件時，它會用角去觸理曲的人。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十部上“廌”部說：“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而這個字的水字偏旁，也意味著“平之如水，公平正直”。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看出，這個“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公平正直，而且要有德高望重的權威裁判。

這其實有一個前提假說，那就是世間的是非曲直，背后都應該有這么一個正義作為評判標準，如此正義在現實中自然不能指望獬豸來主持，那么部落邦國首領非常重要的職責就是針對各種情況做出判斷，如果這樣的判斷能夠為大家接受，首領就是“有德之君”，如此的“德”，其實就是自然法背后的正義原則。

流傳下來的有一個關于商湯的故事中，商湯看到獵人張網捕鳥，并禱告希望所有的鳥都被捉住，然而商湯不認為這是符合正義的，就叫他撤下三面圍網只留一面，不妄害生靈。如此行為被傳開之后，商湯被認為是有德之君，威望大增。

◇ 連環畫《曹劌論戰》

事實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判決訴訟就是為國君者的重要義務，在《左傳·曹劌論戰》的篇章里，魯國國君面對“何以戰”的靈魂拷問，給出的最終理由是“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一國之君要盡心盡力以公義和民情處理案件，而曹劌給出的答復是“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主持正義的“法”，那就是國君的本分，盡到了這個職責，才會有威望，打仗的時候貴族和民眾也才能擁戴國君。

◇ 《律呂解注》書影

如果說“法”的背后是“超然于現實存在的公平正義”，那么“律”就沒有這一重含義了。其最初的來源是音樂，所謂"律呂之律"，合奏樂器有一個參照，那也就是“一律”，后來這個“律”引申為強制命令下的整齊劃一，或者說把一切都管起來，所謂“師出以律”是也。至于這個“律”到底由什么而定，那跟自然法是沒什么關系了，在現實當中更有可能“誰掌握最強的暴力機器誰就說了算”。

當中國歷史進入春秋戰國之交，在禮崩樂壞秩序蕩然無存之時，各諸侯國面臨的兩個問題，一則是如何在這樣的亂世中生存下來，這需要最大限度把民眾當韭菜來割，汲取民力進行總體戰。二則是如何保持國內不動蕩（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就是血淋淋的教訓），如此需求之下，統治者做人間獬豸無法解決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直接給出不容置疑的律令，讓大家都去遵守。

◇ 商鞅策劃“徙木立信”的目的就是讓秦國百姓無腦無條件服從相信君主的命令

有了這樣的需求，自然有人去做這樣的供給，這就是法家——倘若行文至此，諸君能明白“法”和“律”的區別，就不難發現“法家”這名字實在是天大的誤會，稱呼為“律家”或許更合適（說起來歷史上有非常多張冠李戴的名詞，比如封建社會，法家也是一樣的）。只不過這一學派最早的人物李悝編著了《法經》，后世的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當中將其稱為“法家”，后來的《漢書·藝文志》將其列為“中國九流之一”，這才有了如此名稱，事實上，在歷史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法家學說”更多的名稱是“申商之術”，或者“申韓之術”。

而法家，乃至中國歷史上影響巨大的一件事，就是商鞅變法，其實這話沒說完，準確地說叫“變法為律”，這個“律”當然具有普適性，但更主要的是不容置疑，如前所述，“律”的后面不必有自然法和公平正義，既然如此，就算有非常不人道的，底層意見很大的“律”，只要暴力機器能鎮壓都不是問題，所以秦律當中一系列嚴苛的規定應運而生，比如保甲連坐等等等等。改法為律對統治者而言有兩大好處，一則只要掌握暴力機器就可以盡最大可能壓榨民眾汲取民力，此所謂“疲民，弱民而富國強兵”，二則統治者再也不用做“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的人肉獬豸，在擁有至高權力的同時，把這項重大的責任下推到官吏體系當中。

◇ 睡虎地秦簡上的秦律

明白這一點，就可以知道，這“法家”和“依法治國”其實沒有一點點關系，從古至今，“法”的背后永遠要公平正義讓大家都能接受，而法家的秦律簡直處處都在與此背道而馳。

當然啦，后人看歷史往往會不自覺代入統治者視角，對秦律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此律令之下，民眾們自然過的是苦不堪言，而統治者卻可以積累大量的財富實力，一邊鎮壓國內叛亂，一邊吞并其他國家。但是很不幸，秦律本質上是要統治者權責分離，這違背了人類社會的權責對等底線。

當秦統一六國之后過不了多久，秦二世認為自己雖然有最高的權力，但還是要為這樣的權力操勞負責，這在他看來不可容忍，于是他責問丞相李斯當如何是好，而李斯的回答則是著名的《刑督責書》，在這當中提出了“輕罪重罰”的原則，所謂“刑棄灰于道者”。那么依據這樣原則修改的秦律，跟“法”是一點都沒有關系，到后來這樣不講道理，嚴苛暴虐的秦律終于招致了天下造反，曾經不可一世，并依靠秦律統一了天下的大秦帝國，也就在很短的時間內灰飛煙滅。

◇ 前有商鞅后有李斯，他們一生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們最后的下場，大概是應了那句：天道昭彰，報應不爽！ 圖為影視劇中的李斯形象

從某個側面講，這其實就是“把律的精神貫徹到底，徹底拋棄法的精神”的惡果，所以后來劉邦入關中，是“約法三章”，而非“約律三章”，看來這個社會還是需要基本的自然法公平正義來維持的。

秦雖然亡了，但之后的歷代統治者沒有一個禁得起不受約束的至高權力誘惑，于是各種各樣的“律”也就層出不窮。只不過在距離秦比較接近的時代，公平正義這樣的“法之精神”還算是深入人心，所以西漢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實行過“春秋決獄”。應該指出的是，春秋決獄的背后，所謂法的公平正義，距離現在的法律有相當大的差距，但這對秦律，實在是不折不扣的反動。

而到了唐朝，《唐律疏議》之所以被評價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雖然名為“律”，但最大限度體現了“法”，也就是儒家基本價值觀的精神。如此一來，外儒內法的治國理念在這部著作中得到了完美展現，以至于后世凡是外儒內法治國之王朝，都會在《唐律疏議》的基礎上制作自己的“律”，《大明律》，《大清律》，莫不如是。只不過這不管怎樣，它還是律而非“法”，所以還是給了統治者相當大不講理的空間。

◇ 《唐律疏議》成為后來制定律法者的參照標準 圖為《唐律疏議》書影

比如說這大清律雖然是抄自大明律，但其中的死罪多了不少，這也體現了皇權在這幾千年來擴張的“豐碩成果”。當然，大清辦案很多也的確是參照《大清律》，但這絕不能說是依法治國。而等到大清跟列強接觸，接觸到近代司法體系，西方法的精神才為國人所知，而這對朝廷無異于當頭暴擊，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20世紀初的“蘇報案”，幾個報人在租界寫文章詆毀朝廷，按照大清律這幾位肯定得死，但這是租界，得按外國法律來，所以只是給判關了幾年，這在中國歷史上，那是破天荒的頭一遭，從這件事情之后，“法的精神”也才慢慢地為社會熟知，而這距離商鞅“變法為律”，已經過去了兩千多年。

所以，法家和依法治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可以認為“秦法”是歷史中一段兩千多年的彎路，但且不說這段彎路中有多少無辜的犧牲品，單就說歷史的功能，所謂“以史為鑒”，倘若不能正確地辨別出來，反而把法家和依法治國混為一談，那豈不是白走了這兩千多年的彎路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