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三中全會”似乎有某種魔力。每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總是能給這個國家帶來歷史性的轉折。歷屆三中全會見證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曲折中艱難前行，在困境中尋覓道路的歷史腳步，也讓我們看到了“轉折”與“改變”的力量。

六屆三中全會：把李立三拉下馬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上海麥特赫司脫路(今泰興路)一座花園深處的洋房中，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秘密召開。

1930年9月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把李立三拉下馬。1930年6月他當上政治局常委后，成了中共中央實際上的領導人。他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這種“左”傾冒險主義使革命事業遭到重大損失。六屆三中全會上李立三作了檢討發言。毛澤東被重新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就在這一年，毛澤東寫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他的革命路線并沒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普遍認可。

“立三路線”并不是中共左傾錯誤的開端，六屆三中全會也不是“左”的終結。

七屆三中全會：不要四面出擊

六大之后，時隔17年后才終于在延安召開七大。七大召開后又兩個多月，日本投降了。又四年，國民黨軍隊被中共徹底打敗。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此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舉行的第一次中央全會。這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也是一個人心惶惶的時代。黨內有人說，革命勝利了，民主黨派“任務已盡”，“可有可無”。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12萬失業工人，18萬失業知識分子。在大部分農村，由于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又要征收公糧，農民不堪重負，一些地區發生暴亂，提出“反征糧、反運糧、反饑餓、開倉濟貧、打倒北方人政府”的口號。

6月6日，為了進一步說明政策方針，毛澤東作了著名的《不要四面出擊》的發言，指出“對民族資產階級，我們要通過合理調整工商業，調整稅收，改善同他們的關系，不要搞得太緊張了”?！拔覀円侠淼卣{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并且拿出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用農民的糧食來供給城市工人，如何回報農民？“我們實行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就會擁護我們。我們也要給小手工業者找出路，維持他們的生活”。

毛澤東特別強調，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不要過于性急，觀念形態的東西，不是用大炮打得進去的，要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來做這個工作。

但全會剛剛閉幕，朝鮮戰爭打響。隨著抗美援朝的進展，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態度發生轉變。原計劃10年到15年完成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迅猛鋪開，大批受過系統美式教育的知名學者要被“開水燙”掉親美思想。在全國范圍進行的土地改革也沒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保護富農。七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政策未能堅持。

八屆三中全會：重提階級矛盾

1956年9月召開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明確提出，全黨的工作重心適時地轉移到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這一方面來。僅僅一年后，八屆三中全會就推翻了八大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代表黨中央作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對5月份以來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作了總結，對今后的任務作了部署。

不斷涌現的大字報和火速攀升的右派人數，使毛澤東改變了對形勢的判斷，認為“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烏云亂翻”。9月19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同志討論關于三中全會問題時說：“去年所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沒有革掉，沒有改造?！迸c會人員大多數對毛的新說法感到不解。9月24日的一期會議《情況簡報》寫道：“過渡時期，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許多同志覺得毛主席……又把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提出來了，這和八大決議以及一些整風文件中的提法不一致，希望中央負責同志再解釋一下?！?/p>

10月7日，毛澤東在三中全會組長會議上講話，對他的新觀點做了更加詳細的解釋：“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富裕中農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沒有看清楚，所以那時對階級斗爭強調得不夠，因為他們表現服服帖帖；現在他們又造反，所以又要強調……”

九屆三中全會：因“九一三”擱淺

按照八大通過的黨章，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應該于1961年召開，但當時中國陷于嚴重的大饑荒，隨后“文革”爆發，九大直至1969年才召開。當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至基層黨組織大都沒有恢復，與會代表當中的許多人不是通過正常選舉程序產生的，而是由革命委員會與各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協商決定，或直接由上級部門指定。九大是一次非正常時期的非正常黨代會，把八大以后中國共產黨“左”的錯誤再次加以肯定。

通過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林彪已握住中央一大部分權力，成為毛澤東接班人的不二人選。

1971年8月15日至9月上旬，毛澤東到南方視察，與當地黨、政、軍負責人進行了多次重要談話，談話中嚴厲批評了林彪。9月10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請示國慶節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補選幾名中央委員的事，毛閱批表示同意。就在當天下午，毛澤東突然下令專列離開杭州到達上海。在上海他沒有下火車，就在車上接見了當地黨政軍負責人。9月11日下午，毛澤東又突然下令開車，在南京短暫停留后徹夜全速開回北京。9月13日凌晨，一架三叉戟飛機在重重迷霧中墜毀蒙古溫都爾汗，有可能發生爆炸性新聞的九屆三中全會，被一種更加具有爆炸性效果的方式取代。

十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復出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73年8月在北京開幕。此時，王洪文早已爬入了國家權力的中心。會議落幕時，王洪文權傾朝野，他被選舉為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僅在周恩來之后)。

197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三位國家領導人先后逝世，舉國陷入悲痛?！八娜藥汀币源藶槠鯔C，加緊奪權。面對“四人幫”咄咄逼人的氣勢，以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為首的一批高級干部決定先下手為強，1976年10月6日晚，對四人幫進行了周密的逮捕。

“四人幫”被一網打盡后，第十屆三中全會在次年7月17日順利召開了。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就是給“四人幫”定性——“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徹頭徹尾的極右派”。另一項重要議題就是確立華國鋒的領袖地位以及鄧小平復出。

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上作了復出后的第一次正式講話。鄧的講話實質上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路線，為后來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理論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打開改革開放的大門

1978年12月18日，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為期5天。在全會前，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做了充分準備。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親歷者，于光遠認為，由于這兩個會議之間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系，在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果和意義時，不得不把中央工作會議包括進去。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賓館，華國鋒宣布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會議的主要議題：一是討論農業問題；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但會議開始兩天后，就被更廣泛的政治討論打亂了。

11月11日，陳再道、李昌和呂正操在他們的小組中發言，要求為更多的人平反。這天，氣氛變得十分緊張。當天，葉劍英和數位高級官員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小型會議，會議內容甚至沒有向工作會議的其他與會者公開。

“他們決定，華國鋒不能勝任擔當最高領導權的工作。他不敢為老干部恢復工作，對他們委以重任，他沒有得到高層干部的衷心擁護，而他們的支持對于領導黨和國家至關重要。他們一致同意給予鄧小平比華國鋒更大的權力。但是他們反對單獨一人就能做出重大決策的想法，同意讓陳云重新進入政治局常委，與鄧小平一起掌握黨內實權?！备蹈吡x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寫道，“這一天稍后，葉帥與華國鋒談話。勸他準備一篇講話，表示他也接受這些變化。”

11月12日，又有9人在分組會上發言，要求為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響的人是陳云。大家積存已久的心里話就像開閘放水，一下子傾瀉出來，匯成為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徹底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枷鎖。

到鄧小平15日從東南亞回國時，會議的焦點已然從經濟轉向政治，而政治風向變成開始批判“兩個凡是”。一些黨內領導后來評價說，就像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政治生涯的轉折點一樣，這次工作會議是鄧小平崛起的一次決定性事件。

到12月2日，華國鋒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做出讓步之后，鄧小平把堅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遠叫來，讓他們負責準備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

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的講話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為這場大討論作了總結。可以說，鄧小平的這一重要講話對于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來說，是總結報告；對于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來說，則是主題報告。

12月15日，中共中央會議結束，這一原本計劃開20天的會議整整開了36天。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告開幕，五天后閉幕。全會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

《公報》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做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十二屆三中全會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開。全會討論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注：原文未介紹十二屆三中全會，該句話為本刊所加。）

十三屆三中全會：“價格闖關”失利后的治理整頓

1988年2月，由于投資過熱，通貨膨脹十分嚴重，消費物價指數CPI達到了13％～14％，物價問題成了社會上最受關注的問題，有人提出了“改革泥潭期”的概念。所謂“改革泥潭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改革史上，物價問題是一個難題。匈牙利、波蘭的改革都是由于沒有處理好物價問題而受挫，中國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只有在老一代領導人還在時，實行“物價闖關”，沖過去。不久鄧小平就提出了“物價闖關”。1988年5月，鄧小平與國務院總理李鵬談“價格闖關”，就提到了“我們這些老人在后面坐鎮”。

1988年5月18日，姚依林到陳云那里通報對價格、工資改革的意見。陳云問：物價連漲五年，情況會有什么變化？姚答：價格總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資增加百分之百。陳云表示懷疑，說：物價每年上漲百分之十，連漲五年，我打個很大問號。姚依林說：這條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沒有把握。5月25日至27日，時任總書記召集中央十多個部委的領導人開會，商議價格改革事宜，與會的兩位經濟學家劉國光和吳敬璉都對價格闖關帶來的后果表示擔憂，以致和領導爭得臉紅脖子粗，十多位部長在一旁面面相覷。28日，陳云同李鵬談話，明確反對“物價闖關”，他說：“每年物價上漲百分之十，辦不到。我是算賬派，腦子里有數目字。理順價格在你們有生之年理不順，財政補貼取消不了?！?/p>

雖然陳云有不同意見，但他的意見最終沒被采納。198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開會時，仍然制訂了一個方案，計劃用兩到三年的時間實現“價格闖關”。根據十三大報告中“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這個原則，政治局會議都要發公報。由于缺乏經驗，在公報中就把價格闖關的計劃都公開了。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物價飛漲，出現了“提款風”、“搶購風”，有錢的搶購家用電器，沒有錢的囤積日常用品。上海居然有人囤積一戶人家可用200年的衛生紙。8月下旬，搶購達到高潮，上海等地不得不采取緊急措施，恢復憑票供應生活必需品的老辦法。

八月底，中央領導人結束北戴河會議返回北京時，經濟形勢已經變得十分嚴峻。在中央一線工作的同志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建議“價格闖關”的方案緩行。這時候十三屆三中全會報告初稿都寫出來了，是按照價格闖關的思路。但是形勢比人強，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央大多數同志還是同意緩行，鄧小平也不得不點頭。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頓經濟，緊接著召開了中央財經小組會，中央政治局會。十三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也不得不臨時修改。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確定，把明后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以扭轉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的態勢。

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國重回改革開放之路

雖然十三屆三中全會上強調了“治理整頓不能影響改革開放”，但是如此的經濟急剎車很難做到不影響。剛剛下放的權力又被收了回來，計劃經濟的那一套死灰復燃。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使很多私營老板產生極大的恐慌，1989年9月，山東臨沂市一個私人白瓷廠廠長宣布把價值420萬元的白瓷廠和180萬元的資金無償捐獻給村集體，同時，他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

正如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中國的改革也在物價問題上遭遇了挫折，在經濟形勢一落千丈的背景下，中國的改革進入低谷。

直到1992年1月，88歲的鄧小平走出北京，開始了他的南方之行。在“南巡”過程中，鄧小平一路發表重要談話，甚至說“誰不搞改革誰下臺”，才掀起了又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

1993年11月，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國的改革之路終于又走上了正確之路。

十五、十六、十七屆三中全會關鍵詞

★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于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關鍵詞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于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科學發展觀、五個統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關鍵詞。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于2008年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關鍵詞是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