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廣深人口邁入負增長時代 新一輪的城際人口洗牌開始了
作為全國第一個減量發展的城市，自2017年起，北京人口已連續六年負增長，累計減少近12萬人。上海此前也提出要控制人口規模，除2022年外，2015年、2017年都曾出現短暫出現過負增長。
而深圳、廣州的負增長，似乎有更多“轉折”意味。2022年的負增長，是深圳自1979年建市以來常住人口首次下降，對廣州同樣罕見。
廣深人口下降，主要還是在疫情背景下，受企業用工需求下降、外來人口回流等因素影響，有很強的特殊性和階段性。隨著經濟發展重回正常軌道，廣深人口今年大概率將恢復增長。
其中最明顯的佐證就是，今年以來，深圳地鐵日客運量不斷刷新紀錄，多次突破800萬人次；同樣，廣州此前也連續多時位居全國熱門遷入地（目的地）首位，地鐵客流飆升還曾登上熱搜。
盡管如此，在全國整體負增長背景下，對城市而言，人口高速增長時代也將很難再現。比如，深圳歷年人口增量已從最高峰時期的90多萬人，降至2021年不足5萬人，廣州的情況也大抵如是。
面對新的人口格局，城市也需要轉變思路。就在5月10日，深圳市委常委會召開會議，特別提出要認識、適應、引領人口發展新常態，系統研究如何更好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規模，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和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
一線城市獨領風騷20年
一線城市的概念，據說最早是由房地產商提出的。1998年，中國實施住房制度改革，開啟了住宅商品化的大幕。與之伴隨的，是以每年一個點的速度迅猛推進的城市化浪潮。而作為站在城市鏈頂端的一線城市，自然成為人口涌入的首選目的地。
不過，仔細觀察這20多年北上廣深的人口增長曲線，還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兩個階段：其中2000-2010這十年，是屬于京滬的黃金時代。隨著2001年北京申奧、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作為兩項國際賽事舉辦地的京滬，掀起了大規模的城建高潮。城區面積、城市范圍急劇擴張，吸引來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
2000年時，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數量分別為1363.6萬和1608.6萬，到2010年時已經飆升至1961.9萬和2302.7萬。十年間增長了六七百萬人，相當于每年增長一個中型城市的人口。
但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特別是2014年以后，為了應對日益嚴峻的大城市病，京滬先后出臺政策，疏解城市功能、嚴控城市人口，人口增長由此開始放緩。比如上海，常住人口在2013年超過2400萬人以后，幾乎就不再怎么增長了。而北京更是從2017年開始，常住人口出現持續的負增長，過去6年累計減少了11.1萬人。
與此同時，同為一線城市的廣州和深圳卻繼續敞開大門，歡迎四方來人，于是順利地從京滬手中接棒，開始領跑人口增長。2000-2010年時，廣深的人口增量才兩三百萬，不到京滬的一半，但到了2010-2020年，卻猛然提升至六七百萬，跟京滬上一個階段的增量相當。
但這種迅猛增長的勢頭，從前年開始戛然而止。2021年，廣州的人口增量從上一年的43萬銳減至7萬，而深圳更是從2020年的53萬暴跌至不足5萬，去年直接錄得負值。
這種情況的出現，有生育率下滑的因素，也跟深圳調整落戶政策，提高落戶門檻有關。此外，還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響，如疫情導致企業用工需求下降，大批外來務工人員離深返鄉。畢竟，在老家的租房成本、飲食開銷都要更低，疫情的影響也更小。
類似場景在2019年的武漢也曾上演，但次年武漢人口就強勁反彈。所以不少人堅信，深圳的人口下降是暫時的、階段性的，今年一定會由負轉正。而今年年初，深圳地鐵客流再創新高就是一個明證。但不可否認，包括廣深在內的一線城市，已經不再是流動人口的首選目的地這點，也是事實。
人口“強省會時代”到來
2017年，武漢一聲炮響，點燃了延續至今的“搶人大戰”的導火索。此后各線城市紛紛加入“戰局”，就連北京上海也不同程度地調低了落戶門檻。但總的來看，“搶人大戰”的最大贏家，還得數各地的強省會。
比如2017年“搶人大戰”元年，西安常住人口就暴增了104萬人；2021年，從疫情中逐漸走出來的武漢，全市人口則大漲了120萬人；至于杭州，從2019年常住人口凈增55.4萬人超過廣深起，人口增量已連續多年跑在全國前列；而成都的常住人口總量更是已經逼近北京，很多人預測，五到十年內“人口第四城”或將易主。
和當初廣深接棒京滬是因為后者嚴格人口調控，而前者敞開大門不同，強省會接棒一線，主要還是源于人們對房價等生活成本的考慮。比如2022年人口增長第一名的城市，就是被稱為“炒房客墓地”的長沙。
誠然，像長沙合肥甚至杭州成都等城市，就工作機會、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來說，跟一線城市還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人們選擇城市，并不只關心奮斗所得，也要考慮付出的成本，往往是兩者權衡的結果。
目前，一線城市的房價明顯高于二線省會。其中最“便宜”的廣州，4月份均價也要45000元每平米，而北上深則都超過了6萬每平米。以至于就連華為這樣的頂級大廠，總部都從深圳遷去了東莞。
但另一方面，一線城市的平均薪酬卻并沒有比二線省會高太多。根據智聯招聘公布的一季度最新數據，一線城市中收入最高的上海（13433元），平均薪資只比位于華中的武漢（9998元）、西部的成都（9694元）高出不到40%。然后再對比平均房價，很多人結合自身的情況，就會做出回歸二線省會的選擇。
再加上最近這些年，隨著產業的轉移，鄂川皖湘桂等傳統民工輸出大省，人口回流趨勢明顯。而這部分回流人口，主要都去了當地的省會，從而帶動了像長沙合肥武漢成都等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
可以說，屬于強省會的“人口時代”，已經悄然到來了。
城市發展動力從人口數量轉向質量
雖然人口涌入的具體城市有所變化，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整體趨勢，并沒有改變。
當然，隨著我國總人口步入負增長時代，大城市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緩。即便是長沙杭州等人口增長靠前的城市，去年的增量也才十七八萬，遠低于北上廣深高峰期的年均六七十萬。
事實上，增長乏力的不只是頭部城市，就連中國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也開始面臨類似的問題。比如全國人口第一大省廣東，曾是無數外出打工人的首選目的地，一句“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道出了其巨大的人口吸引力。2010-2020年，廣東常住人口增長了2170.93萬，是第二名浙江的一倍還多。
但到了去年，珠三角九市中，除了珠海，其余8城人口均出現負增長。其中被譽為“世界工廠”的東莞，人口更是減少了近10萬人。受此影響，廣東全省的常住人口也出現多年來的首次下降。
長三角的情況雖然比珠三角好一些，但整體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緩。除了杭州和合肥，其他城市去年的人口增量均低于10萬，扣除本地自然增長部分，新增外來人口也已所剩無幾。
而與此同時，長三角、珠三角外地人口本地化的趨勢卻正在加強。以深圳為例，雖然常住人口在減少，但戶籍人口卻從2021年的556.39萬增長到去年的583.47萬，足足多了27萬。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的比例明顯提升。
這一方面說明，外地人口落戶大城市的愿景依舊強烈；另一方面也提醒城市的管理者，推進常住人口平權化、市民化的重要性。
因為隨著人口總量的下降，“搶人大戰”的高潮正在過去，而推動城市發展的動力也已從人口數量轉向人口質量，這也是為啥最近召開的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人口紅利終將過去，接下來要拼的是人才紅利、人文紅利。
來源：北上廣深人口邁入負增長時代 新一輪的城際人口洗牌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