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爾漢·阿卜杜拉希·奧馬爾（Ilhan Abdullahi Omar）

在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影響根深蒂固的美國政壇，年輕的伊爾漢·阿卜杜拉希·奧馬爾（Ilhan Abdullahi Omar）注定是一顆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這位美國首位索馬里裔國會議員是一位年輕的穆斯林有色人種女性，她在國會中的出現對很多人來說都已然成為了代表多元身份認同的進步政治勢力挑戰以白人盎格魯-薩克遜新教徒（WASP）為主要群體的傳統美國權力階層的一個直觀的具象。奧馬爾所扮演的，也正是這樣一個充滿斗爭精神的角色，是敢于挑戰與控訴傳統政治精英早已習以為常的問題的批評家。事實上，在美國政治整體右轉、以特朗普內閣為首的極端保守派勢力再一次登上政治舞臺的近年來，桑德斯、奧馬爾、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等人在不同程度上代表著批判和挑戰美國歷史傳統和精英階層影響的左翼進步勢力的崛起。一個月前，奧馬爾在國會質詢中以極其尖銳的語言抨擊特朗普政府的所謂“委內瑞拉特別代表”埃利奧特·阿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甚至敢于直接揭露阿布拉姆斯在尼加拉瓜康特拉事件上涉嫌反人類罪行的歷史并直接質疑阿布拉姆斯作為證人的可信用度。這一段質詢的視頻在美國社會引起極大關注，奧馬爾成為了許多左翼人士心中的英雄，一時間風頭無兩。

而正是這一位敢說大有舍我其誰風范的青年政治新星，卻因其對以色列操控美國政壇的抨擊尤其是其推特上的那一句“這完全與本杰明有關”而深陷“反猶主義”的控訴，不僅被包括總統特朗普在內的共和黨政敵抓住機會大做文章，甚至民主黨也倒戈相向，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指控奧馬爾“反猶”并要求其道歉。而與此同時，支持奧馬爾的左翼團體也頻頻發生，《雅各賓報》（Jacobin）等左翼報紙紛紛表態支持奧馬爾對于以色列游說集團的批判，一場“和奧馬爾站在一起”（Stand with Ilhan Omar）的運動也在左翼團體、親巴勒斯坦人權組織、黑人團體、拉美人團體、以及部分對以色列持批判態度的猶太人團體中浩浩蕩蕩地展開。如今的奧馬爾可以說既是譽滿天下，又是謗滿天下。

事實上，圍繞著奧馬爾所謂的“反猶言論”在美國政壇上展開的爭論從來就不是就事論事那么簡單，而是日益分化的美國各政治派別在針對以色列游說集團問題上的又一次站隊和斗爭，其背后反映的其實是隨著美國社會和價值觀越來越多元、美國左右政治派別之間矛盾越來越尖銳而產生的美國社會在美以關系這一重要雙邊關系上的觀念割裂。

一、以色列游說集團的作用爭論和歷史脈絡

針對以色列游說團體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究竟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的爭論早在奧馬爾風波的數年前就已然出現了。早在2006年，著名的國際關系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就已經發表了備受爭議的《以色列游說團體》（The Israel Lobby）這一論文。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在論文中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被以色列游說集團所操控并且在操控下犯下了很多戰略錯誤。他們認為，由美國在入侵伊拉克之時為了害怕阿拉伯國家的反彈而無法尋求以色列幫助的例子已經證明以色列對于美國的戰略價值已經大大減少了，而美國對于以色列的支持反而招致了很多禍端，比如恐怖襲擊與在人權和道德問題上受到的指責。在他們看來，之所以美國沒有拋棄和以色列之間早已不再具有戰略意義的聯盟關系反而在中東亂局中越陷越深，實際上還是由于以色列游說集團對于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以及主流媒體的金錢控制和人員滲透。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包括發動戰爭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都被以色列游說集團和體制內的猶太官員所綁架了。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的《以色列游說團體》，他們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被以色列游說集團所操控并且在操控下犯下了很多戰略錯誤。

令人毫不感到意外的是，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的著作很快在美國國內掀起了軒然大波。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很快也被扣上了“反猶”這一頂在美國社會中最具殺傷性的帽子。猶太家庭出身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埃利奧特·科昂（Eliot Cohen）憤怒地指責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二人對于美國政府中的猶太官員對國家不忠的指責是十足的“反猶言論”，二人也受到了不少猶太社區的抨擊和抵制。

誠然，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的某些觀點是偏激甚至錯誤的。二人將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原因歸咎為美國政府高層中猶太官員為了保證以色列的安全而將美國卷入了一場對美國有害無益的錯誤戰爭，這一說法在國際關系學術界基本上不被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以保羅·沃爾福威茨為首的美國政府高層猶太裔官員的確支持發動伊拉克戰爭，但是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美國總統小布什和副總統迪克·切尼等人并非猶太人。美國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有自身的帝國主義利益與戰略考量，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等人將伊拉克戰爭歸咎于以色列游說團體顯然是偏頗的。

著名政治評論員杰弗里·戈爾德貝格（Jeffrey Goldberg）在《尋常的懷疑》（Usual Suspect）一文指出，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的觀點并不一定是反猶主義的，而是猶太中心主義的（Judeo-Centric），即過分夸大猶太人的影響力并陷入一種“猶太人控制著全世界”的迷思。值得強調的是，在歐洲歷史上，正是這種猶太中心主義的世界觀給后來的反猶主義提供了成長的土壤。希特勒等反猶主義者正是憑借著煽動人們對于“猶太人控制了全世界”的恐慌來推動反猶主義運動的。也正是因為如此，關于以色列游說團體的討論才令猶太人無比敏感。歐美猶太人的心中始終存在著被定性為“不忠的叛徒”然后被大肆迫害的歷史記憶。法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德萊弗斯案件”（Dreyfus Affaire）正是使得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等人堅定猶太復國主義信念的直接原因。德國納粹黨也正是憑借著宣揚猶太人是里通外國招致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的叛徒而煽動反猶仇恨的。甚至在對猶太人較為寬松的英美，這一現象也廣泛存在。英國著名政治家溫斯頓·丘吉爾就曾持反共反猶的立場將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猶太人掛鉤，還曾在1937年聲稱猶太人應該為猶太大屠殺“負部分責任”。而在30年代的美國，以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為首的親德派政客更是大肆宣揚“猶太人對國家不忠”、“猶太人會將美國卷入世界大戰”等反猶言論。

回顧歷史，可以說今天的歐美猶太人對于被指控“效忠外國政府”和“不愛國”有敏感的反應和深刻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是歐洲長期以來對于猶太人大肆迫害造成的歷史記憶創傷。這一歷史創傷使得猶太游說集團這一問題在當今的西方世界變得極為敏感，并且很大程度上給了親以色列的猶太人在爭論中的道德高地。在這樣的情況下，奧馬爾和米爾斯海默等人因討論猶太游說集團而受到言論壓制也就變成了自然的事情。

然而，討論以色列游說團體左右美國政治這一議題的緊迫性并不會因為問題的敏感性而消失。處于政治正確的原因壓制對于以色列游說團體作用的討論對美國社會是非常有害的。隨著美國政治極化的發展趨勢，美以關系以及以色列游說團體的作用必須也必然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公開的爭論。

以色列游說團體在影響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有多大的作用是一個至今仍然較為神秘且需要廣泛討論的話題。眾所周知，由于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利益集團和游說團體對于政府的決策有著不可小視的影響力。包括美國的核心外交政策在內的眾多政府決策都受到包括軍火公司、利益團體、大型企業的重要影響，而親以色列游說團體正是在這一政治體制下獲得了在美國政治中舉足輕重的發言權。以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為代表的親以游說團體通過與美國社會進行從一軌外交到三軌外交的全面游說，在美國社會和政府機關廣泛營造親以環境。AIPAC尤其注重對于美國國會和兩黨的游說活動。AIPAC前官員斯蒂文·羅森（Steven Rosen）曾揚言自己在24小時內就能使70名參議員在一塊餐巾上簽名。美國前參議員恩斯特·霍林斯（Ernest Hollings）曾感嘆AIPAC對于國會的影響是如此的巨大以致于“除了AIPAC定好的政策之外，我們無法通過任何其他的對以政策?！倍谛姓块T方面，民主黨候選人60％的資金都由猶太支持者提供，政治獻金在金錢決定政治的美國政壇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此同時，飽受詬病的媒體和智庫對于以色列的過分偏袒也不容小視?？梢哉f，以色列游說集團在影響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的確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以色列游說團體”和“猶太游說團體”兩個概念雖然密切相關，但并非完全相同。正如學者多佛·沃克斯曼（Dov Waxman）在《親以游說團體的分裂》（The Fracturing of Pro-Israel Lobby）一書中指出的，將猶太游說集團一律定性為親以團體其實上是將復雜的問題過分簡單化了。猶太游說團體涵蓋廣泛，除了始終亦步亦趨地緊跟以色列國政府立場的AIPAC之外，還有右翼親以游說團體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組織（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較為中立而常對以色列現右翼政府提出批評的J Street、以及持極左翼態度并反對錫安主義的猶太人和平之聲（Jewish Voice for Peace）等多個組織。每一個組織都致力于推動自己認為的有利于以色列的事業，但是它們對于什么才是“有利于以色列”的定義卻南轅北轍。因此，將以色列游說團體和猶太游說團體之間掛鉤是錯誤的，這一認知錯誤也會使人容易陷入“反錫安主義就是反猶主義”這一邏輯悖論。

二、反猶主義與反錫安主義的定義之爭

在當今的美國社會乃至整個西方社會中，或許難以找到一個能夠比“反猶主義”更具有摧毀性的反面政治標簽。上世紀納粹德國發動的慘絕人寰的猶太大屠殺，使得后來的國際社會普遍對于反猶主義有著極強的痛恨?？墒菄H社會的這一進步思想在如今涉及到巴以問題和以色列國的具體問題中反而發揮著非常微妙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某些錫安主義（又譯作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用來壓制對于以色列批評的工具。以色列作家阿摩司·伊?。ˋmos Elon）曾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即猶太大屠殺的慘劇被錫安主義者當作了給以色列國的存在提供正當性的“迷思”。這一點，從美國國務院對于“反猶主義”的具有爭議性的定義中可以找到：美國國務院將一切“否認以色列國正當性”(delegitimizing Israel) 的言論都定義為“反猶言論”，甚至將“否認以色列國存在的權利”也定義為“反猶主義”。

從這一定義來說，“反錫安主義”和“反猶主義”被劃上了等號。這一定義在包括美國社會在內的國際上都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因為巴以問題的特殊性注定了許多國家、政黨、政客、學者和民眾認為以色列國在巴勒斯坦這片土地上的建立從根源上是不具備合理性的、錫安主義的歷史合法性是可以被討論被質疑的。這些反錫安主義者絕對不能接受自己被武斷地劃歸為反猶主義者。

當地時間2019年3月22日，加沙，巴勒斯坦人在加沙邊境舉行“回歸大游行” 與以軍激烈沖突 。

自建國以來，以色列國的自我定位就是一個“民主的猶太國”。巴勒斯坦人自1948年“大災難日”（al-Nakba）以來與故土的分離狀態給以色列“民主的猶太國建設”提供了實際操作的基礎。隨著以色列國內人口構成比例的變化，“民主的猶太國”定位注定會遭受到人口形勢的沖擊。內塔尼亞胡右翼政府在“民主國家”和“猶太國家”之間毅然選擇了后者，內塔尼亞胡政府推動以色列議會通過的《猶太民族國家法案》首次明文規定“以色列是猶太民族的國家”，使得國際社會嚴重擔憂以色列籍阿拉伯人的合法政治權利受到該法案的侵害。以色列國內亟需一場關于“是選擇民主國家還是選擇猶太國家”的大辯論，而將反錫安主義直接劃定為“反猶”則會使辯論的一方徹底陷入被迫的政治失語。而在國際范圍內，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爭的左翼政客、學者和民眾則嚴重關切巴勒斯坦難民自1948年來的非人遭遇以及以色列現今對于約旦河西岸的占領和對于加沙的封鎖所造成的人權壓迫。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追根溯源，將巴勒斯坦人所受到的壓迫理解為猶太復國主義和巴勒斯坦人權利之間結構性矛盾的必然產物，并因此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要求巴勒斯坦人對于自身土地的完全回歸權。這種思潮在以色列建國以來就始終在國際上廣泛存在，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將這些左翼反錫安主義者直接定性為“反猶”將會是武斷而錯誤的。

“猶太人和平之聲”組織成員發表言論

同樣重要的是，反錫安主義者中實際上恰恰有許多不認同以色列的猶太人團體和人權組織。極端正統派猶太人（Haredi Jews，又作Ultra-Orthodox Jews, 是猶太正統教派中最為保守的一支。他們認為猶太宗教律法享有絕對權威并嚴格恪守傳統教條和禮俗，拒絕參軍，政治參與率低，拒絕世俗化教育體系，很多人甚至以研習宗教經典為生而拒絕參加工作。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反對錫安主義，原則上不承認以色列世俗政權的合法性。）根據自己對于“極端正統”猶太教義的理解，認為猶太人唯一被救贖的方式就是等候彌賽亞的到來而不是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國家。他們中的很多人嚴厲抨擊以色列國的建立是“反彌賽亞”的，甚至是“罪惡”的。以Neturei Karta為首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團體毫不掩飾地反對以色列國的存在，在全世界許多反對以色列、聲援巴勒斯坦人的游行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某些宗教色彩淡化但是反對錫安主義的猶太人權組織，比如猶太人和平之聲（Jewish Voice for Peace），也同樣持有反對錫安主義的觀點。猶太人和平之聲致力于支持和平、社會正義、以及巴勒斯坦人權斗爭，因而對于錫安主義也持反對的態度。這樣的復雜情況使得將反錫安主義和反猶主義劃等號的觀點陷入了一個難以解決的悖論：如果反對錫安主義就是反猶，那么難道要將包括很大一部分猶太人在內的巴勒斯坦的支持者不論其對猶太人的實際看法如何一律定性為“反猶”嗎？而如果支持錫安主義、支持以色列國就不代表反猶，那么像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對于以色列國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在美國政府內部進行反猶清洗的人難道可以不定性為反猶主義者嗎？

尼克松的例子在闡述這一悖論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眾所周知，在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之中以色列面對阿拉伯聯軍的打擊已然力不從心，在彈盡糧絕之際正是來自尼克松政府的武器空投才使得以色列得以扭轉敗局。出于地緣政治考量，尼克松高度重視美以關系，與以色列領導層也很是交好。但是新曝光的錄音帶顯示，尼克松是一個有嚴重反猶主義思想的種族主義者。他不僅多次在私下的談話中發表反猶主義言論，而且特意在美國政府內部壓制和清洗猶太官員。如果反錫安主義就等于反猶主義，那么對于既支持以色列又歧視猶太人的尼克松的評價就會陷入一個完全無法解釋的悖論。

內塔尼亞胡本人也因說“猶太大屠殺不是希特勒的主意”而深陷輿論風波。以色列國與歐美右翼勢力的合流已經成為了當今世界的一個極其吊詭的現象，而這個吊詭的現象正是“到底什么是反錫安主義、什么是反猶主義”這一爭論未能解決的一個不幸的產物。

相似的情況在今天再一次出現。以內塔尼亞胡內閣為首的以色列右翼政府在外交上與歐美國家的極右翼勢力合流，造成了一種極其吊詭的現象：以色列享受著與特朗普右翼政府的合作關系而對特朗普政權下以夏洛茨維爾事件為標志的美國新納粹勢力的興起和其附帶的反猶主義意識形態保持了沉默；內塔尼亞胡與對猶太大屠殺有過爭議言論的歐洲右翼政客有著親近的外交關系，比如意大利內政部長馬泰奧?薩爾維尼、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以及波蘭總理馬泰烏什·莫拉維茨基，對于他們部分否認猶太大屠殺歷史事實的相關言論則緘默不語；更有甚者，內塔尼亞胡的兒子在推特上轉發新納粹言論引起軒然大波，內塔尼亞胡本人也因說“猶太大屠殺不是希特勒的主意”而深陷輿論風波。以色列國與歐美右翼勢力的合流已經成為了當今世界的一個極其吊詭的現象，而這個吊詭的現象正是“到底什么是反錫安主義、什么是反猶主義”這一爭論未能解決的一個不幸的產物。

三、美國政治極化：“反猶”作為保守派打擊進步派的議程

這一爭論的懸而未決正是如今奧馬爾所謂的“反猶”風波背后的深層次結構性原因。誠然，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的論文在很多問題上的確過于偏頗，奧馬爾對于美以關系的理解或許也確實過于片面，但是比討論他們的直接觀點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他們被“反猶主義”的帽子壓得喘不過氣來恰恰說明了一個極其嚴重的結構性問題：美國社會現在并不存在一個可以自由地、批判性地討論以色列游說團體的作用、美以關系、巴以關系的政治環境。如果說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所發起的不過是國際關系學界針對美以關系的戰略討論，那么奧馬爾事件所代表的就僅僅不止如此，而是昭示著即將到來的美國社會對于美以關系看法的進一步分裂。

美國國會迎來首位戴頭巾的索馬里裔女眾議員伊爾漢·阿卜杜拉希·奧馬爾

奧馬爾屬于一個正在美國崛起的新興左翼進步運動，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爭在這一新興左翼運動中成為了一個越來越必不可少的中心。2005年由英國社會運動組織發起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 簡稱BDS）是一場依靠著群眾動員而運作的、號召國際社會采用經濟抵制、從以色列公司撤資、以及對以色列實施經濟制裁以達到對以色列進行施壓目的的全球性運動。在BDS的號召下，全世界范圍內爆發了多次大規模的抗議以色列違反國際法行為的游行抗議，歐美高校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爭的學生團體紛紛要求學校從以色列相關公司、特別是軍火公司中撤資，愛爾蘭、南非、西班牙等國家政府對于BDS持支持態度，而包括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內的多個國際政黨和勞工工會都宣布支持BDS運動。BDS運動正在全世界范圍內如火如荼地開展著，包括西方世界在內的國際社會中對于巴勒斯坦的支持程度正處在一個上升的階段。

而在國際的大氣候影響下，美國的小氣候也將逐漸受到這一趨勢的影響，進步勢力把以色列游說集團看作是傳統白人父權制度的殘余和既得利益階層的看法，不僅不會動搖而且會隨著國際社會對于以色列的施壓進一步升溫。而同時，親以的美國猶太人階層在猶太人多災多難的歷史記憶的驅使下也將會保持其對于美以親密戰略關系的支持，而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右翼福音派（Evangelical）勢力出于宗教狂熱將很快挑起大梁扮演起以色列最有力支持者的角色，對于受宗教狂熱驅使、對穆斯林群體和中東穆斯林國家帶有著強烈敵對情緒的福音派來說，同樣不受中東穆斯林國家支持的以色列是“敵人的敵人”，自然也就是福音派的天然盟友。福音派和以色列日益增進的盟友關系從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的一系列親以政策中可以一覽無余。隨著左右派在意識形態的極端化，美國社會對于美以問題、巴以問題的看法也出現一個左右翼站隊博弈的趨勢，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分裂將會進一步加劇。

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聞是，在今年年初美國政府史上最長停擺結束之后，美國國會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就與BDS運動有關，而政府停擺結束后所通過的第一個法案就是關于給予地方州政府立法禁止各自州內BDS運動權力的爭議法案。以色列問題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如果美國社會在以色列問題上的分歧進一步加劇，最終爭執的兩派陷入一種“我們在討論以色列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討論什么”的雞同鴨講般的尷尬境地，那么它對于美國政治的影響將是極其重大的。

而最為令人感到擔憂的是，在美國社會政治極化的大背景下，“反猶”這一概念將會被大規模濫用并成為保守派打擊進步派的一件政治武器，為保守派維持自己話語體系和政治霸權提供一定程度上的道德高地。

長期以來，“反猶”這頂帽子就一直被扣在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爭的國際左翼身上。在針對巴以問題的討論中，圍繞著以色列國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的合法性、錫安主義是不是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巴勒斯坦抵抗武裝的性質、巴勒斯坦人抵抗運動和抵抗方式的合法性、以色列是否可以被定性為種族隔離（Apartheid）、以色列存在“正常化”是積極因素還是消極因素等諸多問題的爭論必然牽扯到錫安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如果按照美國國務院的理解將反錫安主義定性為“反猶主義”并將一切“否定以色列國合法性”的言論都定性為“反猶”言論，那么一個公開而理性地探討巴以問題的環境將根本不會存在，親巴團體和學者將一如既往地遭受到不公平的壓制和迫害，美國與國際社會在巴以問題上的基本態度也將會面臨越來越大的分層。

一個更加令人擔憂是趨勢是，“反猶”這一頂帽子正在由錫安主義者攻擊反錫安主義者的政治武器擴大為保守勢力攻擊左翼進步派的政治武器。事實上，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就始終受到國際共運與左翼思潮的支持，并受到發達國家少數族裔民權活動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支持。由于巴以問題的特殊性與興起于二十世紀的左翼國際主義精神，黑人民權運動活動家、印第安原住民民權運動活動家、女權運動活動家、LGBTQ權益活動家等眾多左翼團體廣泛參與到巴以問題的討論當中并堅定地與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少數族裔民權活動家和女性權益活動家充分意識到自身追求解放、反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運動與巴勒斯坦人民追求解放的正義斗爭事業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著名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就曾打出“立即結束從巴勒斯坦到弗格森的種族歧視”(From Palestine to Ferguson, end racism now)的口號，筆者也曾多次聽到過數位少數族裔活動家和女權活動家高喊著“巴勒斯坦人民不自由我們就不可能真正獲得自由”的口號。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黑人民權活動家與巴勒斯坦民權活動家還曾經聯合發動了反對華盛頓市邀請以色列安全部隊訓練本地警察的示威。

作為對親巴團體與其他左翼進步勢力進行聯合的反彈，親以團體與保守勢力也進行了合流，而這一合流隨著內塔尼亞胡政府的上臺而更加嚴重。在美國當今的政治環境下，保守勢力以“反猶”的罪名打壓左翼進步派已經早已不是新聞了。2019年初，本該在全國范圍內舉行的“女性大游行”就因為其領導層與黑人民權組織伊斯蘭民族組織（Nation of Islam）的關系而被指控為有“反猶傾向”而最終不得不取消原定在新奧爾良市舉行的游行。如今的奧馬爾風波也正是同樣政治背景的縮影。正如同法國保守派大肆炒作“黃背心”運動中的部分反猶成分借以攻擊整個運動的合法性、英國保守派大肆炒作工黨領袖科爾賓與巴勒斯坦武裝抵抗組織哈馬斯成員共同出席過一個紀念活動繼而給他扣上“反猶”的帽子一樣，如今的美國保守派也正在用“反猶”的帽子打壓奧馬爾，保守派的政治伎倆可以從一向反對政治正確并涉嫌種族和性別歧視的特朗普要求奧馬爾因“反猶言論”辭職的事例中清晰地看出。

猶太大屠殺的悲慘歷史和二戰后人類社會對于這一悲劇的深刻反思使得“反猶”這一標簽在當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話語體系中對于個人和團體的政治生命而言有著最具毀滅性的作用，因為被打上這一標簽的個人或團體會在主流政治敘事中成為最為人所不齒的穢不可觸者。這一旨在打擊反猶主義歧視思想和新納粹主義的進步現象，卻因為國際社會圍繞著以色列國的爭議中變得復雜起來，“反猶”在很多情況下實際上成為了錫安主義者打壓反對思想的一張道德牌。隨著以色列政治的進一步右傾化，以色列右翼政府與歐美右翼保守派的合流使得自稱是猶太人在全世界的合法代表的以色列政府頻繁為歐美右翼保守派打壓左翼進步勢力背書，而對于“反猶”這一政治標簽的濫用變得越來越不僅僅局限于親以派試圖壓制親巴派的巴以問題爭論場，而是擴張到了歐美國家保守派勢力試圖壓制左翼進步勢力的更為廣大的意識形態戰場。

隨著美國政治極化的趨勢逐漸加劇，保守派與進步派在諸多社會和政治問題上的分裂也將更加尖銳，保守派也必然更多地使用“反猶”這一政治標簽將進步派污名化。“反猶”標簽在當今世界上的泛化和濫用恐怕是曾經那些為了反抗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歧視而斗爭的左翼先輩所不曾料到的，也是令今天致力于追求社會公正的進步勢力倍感唏噓的。旗幟鮮明地反對“反猶”標簽濫用的現象，打破保守派對于“反猶”定義的單方面壟斷，并重塑左右兩派在這一問題上的話語權失衡現象，為公正客觀地討論巴以問題、美以關系等相關課題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是美國左翼艱巨而又緊迫的任務。